資中筠：美國的強盛之道 (上)

　　1987年《美國研究》雜誌創刊之初，筆者開宗明義曾提過中國人為什麼要研究美國的問題，並給出了四個層次的"我見"。應該說，這第四個層次才是把研究美國列入社會科學的題中之義。但是做起來十分艱巨，自己有志於此，卻深感功力不逮。又過了近十年，才敢進行一些嘗試。

　　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訴求是發展和平等，一種制度，一個國家的興衰、先進、落後，也取決於這兩個問題解決的成功的程度。迄今為止，美國正是在相對成功地解決這對矛盾中走向強盛。從消極的治理社會弊病、克服危機方面說，它靠的是漸進主義，以改良避免暴力革命；從積極發展的動力方面說，它靠的是人才優勢和創新機制。這兩方面的根源都在於直根於美國歷史文化中的精神資源。本文就從這幾方面切入，對"美國特色"的發展道路進行探討。

　　（一）19、20世紀之交美國的狀況

　　南北戰爭的結果，不但廢除了奴隸制，而且使美國從幾十個半獨立的州的"聯邦"成為統一的民主國家，儘管現在的中央政府仍援例稱作"聯邦政府"，其意義與南北戰爭之前已大不相同。這點非常重要，為20世紀美國的演變奠定基礎。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19世紀最後30年，美國進入了迅猛的工業化時期，在這過程中經歷了社會轉型。1886年貝斯姆(Bessemer)鍊鋼法的發明，使美國鋼產量首次超過了英國，而兩年後馬丁爐的出現更鞏固了這種優勢。從此美國一路領先於歐洲。姑以此作為近代美國的標誌，到20世紀90年代的百餘年算作一個歷史時期，即本文要探討的時期。19世紀最後20年也是馬克吐溫稱之為"鍍金時代"的時期，此時社會財富大大增加，大財團開始形成。比之於歐洲，一新一舊已經很明顯。儘管歐洲的走下坡路是在一戰之後，但是實際上到本世紀初發展的空間已經有限，所以開始醞釀打仗，這一困境已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所道破。

　　而美國在一時期卻正像一架開足馬力的新機器，有的是潛力，方興未艾。與此同時，資本主義惡性膨脹，各種典型的矛盾也都開始凸顯，童工制、血汗制、危險而惡劣的工作條件、貧富懸殊、失業危機等等都日益加劇，如雨後春筍般生長出來的城市出現許多貧民窟，成為一切苦難、醜惡和罪惡的集中地。20世紀頭10年被認為是美國勞資關係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一位歷史學家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

　　「誰擁有工廠、礦山，誰擁有給工人居住的房屋，提供工人作禱告的教堂，擁有學校讓他們的子女來讀書，誰直接出錢養活傳教士、教師、醫生，警吏、偶爾還有法官，誰----不論是個人還是公司----就擁有了工人的肉體和靈魂。連規定擁有奴隸的種植園主在管理奴隸方面都不能不講的寬大基督教人道主義，現在在殘酷的公司的管理中也沒有了。」

　　除階級分野外，種族也分等級，其不平等更甚於階級，這是美國一大特點。黑人名義上得到解放，實際上命運並未好轉，憲法第15條修正案形同虛設，解放了的黑奴在"自由"的身份下反而經濟生活更加失去保障。更有甚者，遭受種族歧視的不僅是黑人，還有猶太人、亞裔、以及南歐和東歐新移民。他們的習俗和宗教都與先來的英國和北歐的移民不同，他們對待遇要求較低，更易為老闆所左右。這樣，19世紀末已經相當發達的工人運動所取得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成果受到了威脅，於是移民的優越性轉為負面效應。從19世紀最後20年起，美國就開始大規模排斥移民。

　　過去，社會矛盾沒有達到歐洲那樣尖銳的程度，是因為不滿現狀的人、缺乏競爭能力的人以及可能鬧事的組織者可以不斷往西行，留下的空位又有新移民來填補。此時"西進運動"已經到頭，全方位領土擴張基本完成，大陸邊疆大體定型。這樣，以往通過開拓新邊疆緩解社會矛盾的模式的餘地已大大減少。

　　在這一切之上還有政治腐敗。能左右政策的特權集團主要有：內戰有功的退伍軍人及其家人後代、大工業家、金融家、鐵路建築業主，等等。這些集團通過國會和當政者影響政策。再加以其他種種因素，原來以主持正義、公平，反對奴隸制，反對特權起家的共和黨已經和民主黨的右派結合起來，殊途同歸，成為保守的力量。各項政策更加明顯地為既得利益階服務。在政府用人制度上出現了所謂"分贓制"，即當選的總統把政府職位視為囊中獵物，在支持自己競選的人物中論功行賞，進行分配。這樣，必然導致公務員素質下降，政府威望和效能日益低下。總之工業社會和官僚政府的種種典型的矛盾此時在美國已經相當尖銳和突出，舊大陸的病症新大陸似乎也難以逃脫，而且還加上美國特有的、先天的種族矛盾的頑症。

　　歐洲許多國家在這樣的形勢下爆發了規模不等的動亂和革命。美國卻得以避免。列寧指出，爆發革命的條件是人民不能在原來的條件下生活下去，統治階級不能按原有的方式統治下去。美國的獨特處恰恰是統治者及時地改變了統治方式，從而也改變了人民的生活條件。這種改變是漸進的，當然也是不徹底的，但足以實現在穩定的局勢中使國家發展強盛。這種改良的力量並非只靠政府，而在於上、中、下三方面力量的結合，即：自上而下的政府的政策措施、自下而上的公眾批判和抗議運動，以及介乎二者之間的私人公益事業。並非所有國家都有條件做到這一點，美國有它特有的歷史文化條件，這就是下面要探討的。

　　（二）思想精神資源

　　通常人們對美國有兩種看法：一是歷史很短，沒有源遠流長的傳統；二是暴發戶，因而只有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貧乏。這是一種誤解，至少是不全面的。物質文明昌盛而精神文明貧弱，首先在理論上就說不通，那等於說一個民族不要精神只要物質就可以達到繁榮富強，這正好是我國當前相當普遍的認識誤區。有一點人們往往忘記，就是作為實行代議制的共和國，美利堅合眾國是世界最"老"的 - 美國獨立比法國大革命早13年。更何況，在獨立以前的殖民時代，歐洲早期移民已經在此繁衍生息了200年。因此不能說美國沒有自己的傳統。毋庸贅言，美國的思想資源來自歐洲，特別是英國，美國文明是整個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因而源遠流長。不過歐洲的思想傳到美國之後，在"新大陸"的土壤中進行了選種、變種、生根、開花、結果，就帶有了"美國特色"。

　　美國的精神傳統和思想資源簡而言之就是基督教新教精神和體現在憲法中的自由主義思想。基督教精神對美國人是一種無形的道德力量，在激烈競爭中賴以自律，在高度個人主義的社會中倡導集體合作，在貧富懸殊的情況下宣揚平等，是物慾橫流的濁浪中的凈化劑。關於自由主義，通常也有一種片面的理解，只強調個人自由競爭這一面，而忽視其包含平等的原則。事實上，所謂"天賦人權"，其前提是人生而平等，擁有某些與生俱來的不可轉讓的權利。約翰*米勒概括為思想、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四大自由。在美國還特彆強調機會平等，是在平等的機會中個人憑才能和努力獲得成功的自由。這種包含個人自由和公平兩個方面的自由主義在美國深入人心，成為美國人的共同理想，甚至是普遍信仰，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各族裔凝聚成為一個民族（假如可以稱作美利堅民族的話）的膠合劑，是在最大的差異中的共同標準，也是一切改良的動力和指針。

　　美國的政治體制從根子上說，從立國開始就擯棄了"人治"- 亦即依靠領袖魅力的治理 - 而堅決選擇了"法治"。在這點上華盛頓總統厥功其偉，史有定評。儘管多數來北美洲的歐洲移民，特別是參加獨立戰爭的開國思想家們都信奉立憲政府，不會贊成專制制度，但是在獨立之初，像一切第一代革命領導人一樣，華盛頓威望極高，在人民中也有被神化的傾向。只有他一人能使分裂的各派心服，維持了國家的統一。如果他當時有集權的慾望，或經不起權力的誘惑，或者過分相信個人的力量，不知不覺間以自己的意志來治國，也是可以做到的。另外，由於漢密爾頓和傑弗遜的不和，大家都希望他留任，如果他要當終身領袖，十分順理成章。但是華盛頓本人碰巧是權欲淡薄的人，這種"淡薄"不同於東方式的消極出世的個人修養，而是出於對代議制和憲法政府的堅定的信仰。他只利用他的威望促進符合法治原則的憲法和政府體制的建立，然後功成身退，再不幹政，從而建立了健全的領導人更替制度，從一開始就為整個美國民主制度奠定基礎。

　　當然這與美國沒有一個舊制度遺留下來的貴族階級有關，並且是一批當時先進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共同的功勞，不完全是華盛頓一人之力，但是他的做法至少使美國在立國之初避免了革命以後經常遇到的為接班人問題糾纏不休的折騰。另一方面，美國的民主不是民粹主義的，從憲法和機構的建立開始，就十分注意尊重少數人的權利，而且，民主權利的普及也是漸進的，這點與法國的傳統不同，較少街頭民主的傳統和群氓政治的可能，這為美國基本上平穩的發展道路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到19世紀中葉，歐洲出現了兩大對人類社會發展有重大影響的新思潮，一是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為頂峰；一是達爾文的物種進化論，後來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加以引伸，用之於人類社會，被稱作"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兩種思潮在歐洲的命運非本文主題。在美國，達爾文的進化論確實對思想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遍及哲學、教育、社會學乃至心理學。而"社會達爾文主義"所宣揚的自由競爭，適者生存，更是在美國找到了最適宜的繁衍的土壤，出現了一批熱心的鼓吹者和傳播者，主要在經濟學界，總的是為當時日益加劇的階級分化的合理性辯護。 但是到了20世紀，弱肉強食的法則已經弊端百出，社會不平等達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而且所謂的"起點平等"、"機會平等"日益暴露出虛偽性。此時在理論界出現了對立面，為社會弱勢集團說話，主張政府干預，對緩解社會不平有所作為，形成一種平衡的力量，促成了一系列的改良。

　　總的說來，美國社會實踐的主線還是自由競爭，在美國早期建國過程中，這種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發揮得淋漓盡致，釋放出了巨大的創造力。直到現在，相對而言，美國因平等而妨礙效率的程度比歐洲國家要輕得多，而不平等的情況則比西歐嚴重。於是就出現在語義學上令人困惑的"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這兩個詞在美國一反其原義："保守主義"指傾向於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的經濟政策，因為這是美國的傳統；"自由主義"（狹義的）反而指倡導政府干預，多一些規章制度，抑強扶弱的主張。簡單化地說，前者主要著眼於刺激投資者的積極性，讓資本家先賺了錢，然後向下滲透，澤被全民；後者著眼於保護底層人民的基本利益，強調平等，在經濟上則是通過提高全民的購買力來刺激經濟繁榮。這兩種思潮歸根到底都屬於廣義的"自由主義"，是一個核桃的兩半。正因為美國的實踐主線是自由經濟，其自然傾向是貧富差距擴大，所以知識分子和社會輿論的主流在多數時間內是"自由派"聲音較高，即為弱勢群體說話，放手批判現狀。有時越是處於邊緣的少數主張，越以引人注目的姿態出現，這往往給外人以錯覺，以為美國思想界主流出現左傾。事實上美國思想界的重心比多數歐洲國家要靠右。如果以"左"和"右"來概括其思潮和政治的變化的話，猶如鐘擺，每隔一段時期就向一方擺動一次，而總的趨勢是向中間靠攏。最激進的改良沒有脫出自由主義的框架。這個框架彈性較大，右邊界是法西斯主義，左邊界是共產主義，在這個框架內左右擺動，不斷調整，是美國的改良的特色之一。

　　從對美國制度衝擊的角度講，本世紀有過兩次最大的危機：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經濟大蕭條；二、60年代的社會危機、信仰危機。從政府改良的角度講，本世紀有過三次高潮：一、從世紀初到一戰前，老羅斯福和威爾遜政府的改良；二、30年代隨著經濟大危機的反思和小羅斯福《新政》；三、60年代肯尼迪、約翰遜政府的民權立法及"偉大社會"計劃。至於公眾批判和抗議，則無時無刻不存在，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一、黑人爭取平權的民權運動，這是波浪式的持續性的。二、20世紀一十年代的進步主義運動，其中包括歷史上有名的"掏糞"（或"揭醜"）宣傳；三、60年代"反文化"抗議運動。下面分別予以簡述。

　　（三）上中下結合的漸進改良

　　胡適20年代觀察美國，頗有感慨地說過："美國不會有社會革命，因為美國天天在社會進步之中，這種革命是漸進的" 。這誠然是一語中的。漸進主義的確是美國發展的一大特點 - 不斷從改良和妥協中化解矛盾，避免了暴力革命、軍事政變和其他方式的無序的政權更替，在思想信仰上也沒有經歷過"和傳統決裂"的過程，基本上在原有的思想和政體的框架內不斷更新、變化。

　　自上而下的政府改良

　　正如列寧所說："西奧多*羅斯福和進步黨人的全部綱領、全部鼓動工作都是圍繞著這樣一點：怎樣通過……資產階級的改良來拯救資本主義" ，實際上整個美國改良的過程都可以說是在拯救資本主義，而西奧多*羅斯福（下稱老羅斯福）政府可稱起了開山作用。這拯救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並不是消極的"拯救"，而是在不斷克服矛盾和危機中飛速發展。事實上，沒有發展，就談不上拯救。

　　20世紀西方發達國家一大創新就是福利國家的形成。福利國家之出現，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勞動者鬥爭的成果，也是資產者讓步的措施，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職能的轉變。美國史家提到美國的改良，一般都提"從老羅斯福到小羅斯福"，這是有道理的。20世紀上半部美國採取一系列的改良措施，逐步完成政府職能的轉變，剛好就是從老羅斯福到小羅斯福。這一轉變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政府開始干預經濟生活，二是政府成為調節各種矛盾，特別是勞資矛盾的中介人。

　　在政府改良中，小羅斯福的"新政"可稱承前啟後，無論從哪一種意義上說，對美國乃至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都有劃時代的影響。1929年開始的經濟大蕭條帶來的挑戰和迎戰都是戲劇性的，其影響之深遠，再強調也不為過。而歸根結底，它緊扣"拯救資本主義"這一主題。"新政"的內容眾所熟知，不必贅述。單純就解決經濟危機而言，如果沒有二戰，它的成效究竟如何，至今論者看法不一，姑存不論。這裡要強調的是它對美國的改良模式和觀念所產生的革命性的深遠意義：

　　1）政府職能大轉變：從小政府到大政府，從盡量少管事到多管事。這實際上是對美國自傑斐遜以來賴以立國的的政治理論的一次深刻的變革，與美國人不信任政府的傳統觀念相背。如果不是非常時期，是很難實現的。當時面臨空前的危機，人們接受了這一觀念：一個關心群眾福利的犯錯誤的政府要比一個漠視人民疾苦無所作為的政府好。危機過去之後，傳統思想又有回潮，大政府和小政府之爭一直存在，但是政府有權也有責任干預經濟這一觀念已經合法化，爭論只是在干預多少而已。

　　2）第一次在基本人權中加入了"經濟正義"的因素。這是對舊自由主義的一大修正。羅斯福提出了新"四大自由"，即：言論、信仰、免於匱乏和免於恐懼。前兩項是舊四大自由的合併，在西方已是不言而喻的。實際上增加的核心就是"免於匱乏"的權利。從此，有人挨餓不僅是私人的事，而是被剝奪了基本權利，政府和全社會有責任改變這種不合理現象。從這一觀念出發，一系列的保護社會弱勢群體的政策法令不但有了依據，而且是政府和社會強勢集團應盡的責任。"社會安全"、"社會保障"的觀念和機制從此逐步確立。

　　3）政府成為調整勞資關係的中介。羅斯福政府除了制定一系列保護勞工的法規外，還首次立法規定工人有"集體談判權"。政府出面說服資本家接受這些向勞工讓步的措施，以此換取勞工的妥協。這樣，工人的權益有了一定的保障，而工會不再是一種反社會的激進勢力，變成了體制內的一個利益集團，從根本上改變了工人運動的性質，換言之，可以說工人階級受到了"招安"，從而取得了社會的穩定。

　　以上幾點奠定了20世紀後半葉美國社會的穩步改良。當然危機過後，舊的習慣勢力必然有反彈，但已不可能回到完全弱肉強食的社會，新的框架已經定了。對美國政治文化來說，可稱完成了一次觀念上的革命。從理論上，赤裸裸的、不加修飾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也不再能進入主流。

　　當然，"新政"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羅斯福與他的謀士們一時心血來潮想出來的，而是美國不斷改良的歷史長河中的一個階段。前有古人，後有來者。從政府的改良主義思想和政見來說，"古人"從上個世紀已經開始，若從本世紀算起，則主要從老羅斯福開始。"來者"則綿綿不絕，以後歷屆政府都在福利制度上添枝加葉，尤以約翰遜政府的"偉大社會計劃"達到登峰造極。不論在具體政策上有什麼壓縮和調整，美國式的福利制度已經形成。由於篇幅關係，此處不能詳述，僅對老羅斯福與肯尼迪-約翰遜政府的重大措施略作介紹。有意思的是，這幾位總統對外都以帝國主義擴張和干涉著稱，而對內的的確確向社會平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

　　老羅斯福總統任期1901-1908，剛好是本世紀初現代美國的開始，也是美國第一輪社會改良思潮高漲時期，史稱"進步主義年代"。他在總統任內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立法措施，其中下大力氣"抑制豪強"，取得突出成績的有兩件事：一是限制壟斷資本，於1903年促使國會在1890年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基礎上通過修正案，進一步擴大了總統干預經濟的權力，為後來威爾遜政府通過的"克萊頓反托拉斯法"的先聲。二是調解1902年賓夕法尼亞15萬煤礦工人大罷工。此次罷工由於礦主態度頑固，僵持5個月之久。最後政府出面干涉，通過軟硬兼施迫使礦主同意與工會談判，並同意政府仲裁，同時說服工人復工。最後結果除增加工資的幅度外，基本滿足了工人的要求，其中有長遠意義的是建立了9小時工作制，以及在礦內勞資雙方談判的制度。

　　這兩件事開政府敢於抑富扶貧的先聲。的確如老羅斯福所說，是在美國進入新的大規模工業化時期的一次在積累和分配的立法上的大調整。他用的詞是防止"過度資本化（over-capitalization）"。與此同時，他還在政治上勵精圖治進行了重大的吏治和稅制改革。其結果不但使當時正在尖銳化的社會矛盾緩和下來，而且開啟了一種解決矛盾的機制。以此為先例，以後歷屆政府又陸續通過一系列保護勞工的立法。老羅斯福的舉措的重大歷史意義還在於宣告：治理美國的中心是在華盛頓，而不是華爾街，美國政府既向社會平等的方向進行干預走了一大步，又為達成勞資妥協、保存和改善資本主義制度，防止社會主義運動創造一種模式，為日後小羅斯福政府大規模的"新政"打下基礎。

　　約翰遜與老羅斯福一樣，都是在前任總統遇刺后就職，他的改良的思路與肯尼迪一致。其政府的特點也是大幅度的改革與大力擴充軍備對外用兵相併行。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既要黃油，又要大炮"。此處主要講他的"黃油"這一面，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向貧困開戰"和"偉大社會"計劃。"偉大社會"雖然是繼承"新政"的傳統，但是時代背景很不相同。此時美國經濟不但沒有危機，而且持續增長，進入"豐裕社會（affluent society）"。惟其經濟繁榮富足，貧困的存在就愈形突出和不可容忍。這是"向貧困開戰"的口號的來源。當時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主要著眼於社會公正。另一點與前人不同的是，種族問題已經到了無法迴避的地步。

　　簡而言之，在約翰遜任內實現的各項改革中最重要的有兩大領域，一是關於種族平等，一是醫療保障。種族平等體現在1964年的《民權法》和1965年的《選舉權法》 。這是美國黑人鬥爭史上一件大事，儘管其實際貫徹還經過了艱苦的鬥爭，但是這一立法確有深遠意義，把黑人的法律和社會地位從觀念到實質都提高一步。以後，為在行動上切實落實，又頒布"肯定性行動"計劃（Affirmative Action Plan）。 應該說，在種族平等的改良方面，60年代是一大分水嶺，群眾運動當然是主要動力，就政府而言，肯尼迪-約翰遜政府的態度和措施的力度超過以前歷屆政府。

　　另一意義重大的措施是通過" 醫療照顧"和"醫療援助"（medicare and medicaid）法。美國在建立普遍的醫療保險制度方面起步晚於歐洲，杜魯門政府曾企圖施行，以阻力太大未獲通過。到約翰遜政府終於將兩項法案作為對1935年《社會保險法》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前者的對象是65歲以上的老人和不到年齡的殘疾人；後者的對象是低收入者，不受年齡限制。這是繼"新政"以來改良派經過長期鬥爭而取得的一項重大成就，大大地擴大了醫療保險的覆蓋面。

　　除此而外，還有《中小學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政府對教育的資助；《模範城市法》由政府撥巨款建造廉價住房、改造城市設施、改善貧民區和貧困地區的環境、衛生條件、教育和娛樂設施等。所有這些措施都是由政府撥款關照貧苦居民的，不僅使社會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保障進一步得到鞏固，基本上形成了社會安全網，更重要的是使機會平等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是美國福利制度的頂峰，與此同時，他以反共的名義深陷越南戰爭，使美國政府財政赤字達到空前程度，成為左派、右派都攻擊的對象。其後果除了自己被迫放棄競選連任外，也造成以後政策向保守方向逆轉的契機。

　　里根政府政策是一次較大幅度的向保守方向逆轉，被稱作"劫貧濟富"的經濟學。然後又出現柯林頓的"中派自由主義"和改革福利政策的方案。總的說來，美國的政治主流基本傾向是向中間靠攏，社會批評家和政客競選可以慷慨激昂，言詞激烈，但在實踐中，最保守的不能打破現有的福利制度框架，最激進的也不會損害大企業的根本利益。

　　言論自由和批判精神

　　自上而下的改良得以成功，有賴於批判現實主義的傳統。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其黑暗面，金錢的罪惡、權力的腐化作用對任何種族任何國家的人都不例外。而且既得利益者都難以自動放棄特權，因而任何國家制度的設計中都包括某種揭露、批評和防止腐敗的機制。即使是中國的君主專制政權也還有"言官"、"諫議大夫"、"御史"之類的職位，理論上是負有揭露和針砭時弊的責任的。特別是開國之君總希望從前朝衰敗中吸取經驗教訓，找出一種能防止政權腐化，達到長治久安的機制。但是在專制和集權的制度下，無論當政者主觀上有多麼良好的願望，實際上做不到。輿論真正能起監督作用的關鍵在於是否有充分的獨立的言論自由，這種言論自由是公開的，受到憲法保障的，適用於每一個公民，任何人不得壓制。誠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來到這個世界，每一個毛孔中都帶著血污，那麼，在言論自由保障下的公眾批判就是其凈化劑。

　　如果說，權力本身必然帶來腐化的誘惑，那麼公開的監督就是其制約。可以說資本主義從誕生起就伴隨著對它的批判而成長。這種批判不一定立場都是"正確"、"進步"的，有時甚至是反映了被推翻的階級的懷舊情緒（如巴爾扎克的小說），但是只要它是符合現實的，就有積極作用。紮根於自由主義思想的西方知識分子有著深厚的批判現實的傳統。"知識分子"的定義就和批判精神聯繫起來，代表自由、平等、公正的理想和以此為核心的社會良心，對一切有背於這一理想的社會弊病加以撻伐是其天職。這也正是社會的生命力所在。這一傳統當然起源於歐洲。19世紀豐富多彩的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家及其傳世之作可以為證。

　　這一源於歐洲的傳統自19世紀末以來在美國得到充分發揮。誠如美國思想史學家霍夫斯塔德所說，美國公眾每隔一段時候就要掀起全國性的自我反思的浪潮，如果沒有不斷的反對、抗議和改良的傳統，以美國所處的時代和位置，其制度就會成為純粹的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大約不會發展成現在這樣。 遠的不說，整個20世紀這種自我批判從來沒有斷過，可以說，從南北戰爭結束之後，美國文學就不約而同地以批判特權階級為己任。我國讀者熟悉的馬克*吐溫是最早的代表之一，不過當時還沒有形成規模。大約20世紀前半是批判文學的鼎盛時期。

　　第一次高潮是從世紀初到一戰的"進步主義"運動。這個時期，作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對立面，有社會科學界的新理論、新聞和文學界的暴露文學、小生產者和底層老百姓的呼聲以及政治活動家的政策主張，共同形成了當時"平民運動"和"進步運動"的思想基礎。這些集團的利益和目標很不同，但是殊途同歸，都為社會弱勢集團說話，揭露各種黑暗內幕，都主張政府應該對消除社會的不平等和種種罪惡有所作為。它們彙集成聲勢浩大的輿論浪潮，對當時正在趨於腐化的美國政治起了遏製作用，也為老羅斯福厲行吏治改革和一系列改良政策提供了輿論基礎。如果沒有本世紀初的政治凈化鬥爭和吏製革新，以後小羅斯福以加強政府干預為方向的改革就不可能實現。因為這一改革是加大政府的權力，其前提是各方面對政府官員的信任。如果沒有廉潔奉公的大批執法者，改革就會弊病百出，失去群眾的信任，最終以失敗告終。這種悲劇在中外改革歷史上並不鮮見。

　　整個20世紀，美國社會批判的聲音時有起伏，卻從來沒有被壓制下去過。一個證明是不少批判美國國內外政策的激進言論，就是在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肆虐時期出版的，其中包括弧稱"修正學派"的左派著作以及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至少大學校園中自由主義傳統始終未被完全壓下去。

　　對資本主義制度從根本上產生懷疑而對社會主義國家有所嚮往的思潮，本世紀內只出現過兩次，時間都很短暫，而且也從未佔主流：一次是1929-1932年的大危機時期，那是工人運動活躍的時期，也是美共成立以來影響最大的時候（1932年美共總書記威廉*福斯特競選總統得十萬另兩千多票，不夠一個選舉人），許多著名作家思想左傾。但是這一思潮不久就消沉下去，一方面為羅斯福的"新政"所化解，一方面因斯大林1933年開始的大規模清黨和鎮壓而幻滅。

　　另一次是60年代越戰時期，當時美國經濟相對繁榮，福利制度也相當發達，批判的動力更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以反越戰和民權運動為中心對美國內外政策發動全面批判。其中激進派對美國傳統價值觀發生根本懷疑，這是對"冷戰"的逆反，和對50年代麥卡錫主義的清算，還有對高度發達的工業化社會的厭倦。同時也受當時世界潮流的影響，特別是殖民地人民的反帝鬥爭，和被誤讀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果政府通過兩手予以消解：一手是通過聯邦調查局等對激進組織從內部分化、破壞；更重要的一手是對內加強福利制度、認真採取反種族歧視措施，對外撤出越南，開始改變對華政策。此後，許多批判健將逐步匯入主流，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們大多數人還保持左派自由主義的觀點，繼續為社會平等呼籲，不過不那麼激進；少數人幻滅後走向另一極端，匯入80年代的"新保守主義"思潮，或稱"新右派"；其餘一批人未能進入中上層社會，處於邊緣地位，也許有人有受排擠感，但是也並非走投無路。

　　社會主義思潮----不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在美國始終沒有像在歐洲那樣成氣候。在所有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中，美國是唯一國會中沒有類似社會民主黨性質的政黨代表的國家。其原因除了歐美學者如桑巴特、特納、丹尼爾*貝爾等已經提出的之外，筆者提出了"時間差"和"反面榜樣"的補充解釋：

　　"時間差"是指美國的發展後於歐洲，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是在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到矛盾已經難以忍受時出現的，很快為工人階級所接受。此時美國還有很大緩和的餘地。到本世紀初，美國矛盾尖銳化時，各種政府的和慈善團體的改良措施已相繼出台，雖不能根本解決，卻足以緩和矛盾到可以控制的程度。美國的權勢集團，包括政府和企業主，對於防止社會主義思潮在美國的興起確實做了自覺的努力。他們不能像專制制度那樣通過壓制言論、剝奪人民抗議的權利的方式加以遏制，只有加緊改良措施，以消解社會主義者所宣傳的革命存在的理由。這是包括政府和民間在內的權勢集團積極改良的動力之一，也是其效果。可以說美國的資產階級十分明智（也可以批判為十分"狡猾"）。

　　"反面榜樣"就是十月革命之後的蘇聯在大部分時間內起了反面榜樣的作用。社會主義理論比之於任何改良主義對廣大勞動人民的吸引力和存在的價值在於其徹底性，不言而喻，在這個社會中，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人民應該享有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多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十月革命之後的蘇聯確實在全世界，包括美國的工人和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中產生過這樣的吸引力，從而使資產階級懷有恐懼心理，這是20年代"恐赤潮"之由來。蘇聯革命初期物質上的極端困苦並沒有影響其吸引力，但是自斯大林執政以後接踵而來的種種清洗和鎮壓不斷使一批一批的嚮往者幻滅，而且使各國忠於蘇聯的共產黨人經常處於尷尬境地，在本國人民中孤立。結果，本來對美國社會極為不滿的人鑒於號稱社會主義國家的"榜樣"，二害相權取其輕，只能與改良的資本主義妥協。

　　到90年代初，由於中國的天安門事件和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美國一些思想者沾沾自喜，"歷史終結"論應運而生，認為一勞永逸地確立了西方制度的普世性，再不會有挑戰。但是過了幾年，世界的發展似乎並不完全如他們所想象，再回顧美國國內，儘管作為國家富甲天下，但是各種社會矛盾依然存在，本世紀初進步主義運動所批判的種種城市罪惡有增無減，科技高度發達對人類是禍是福引起根本懷疑……，於是批判之風又起。在學術界，承六、七十年代歐洲思潮之餘沫，興起了對所謂"後現代主義"對"晚期資本主義"的批判。 這實際是美國思想界的常規，每隔一段時期就對本身進行一次審視，也是對前一段過於自信的逆反。這種思潮也反映了對后工業化社會和整個科學發展的迷茫和懷疑，與60年代有相似之處。但不論是國際和國內形勢，還是其本身的表現和影響都與本世紀前幾次的思想批判不可同日而語。當前的"左派"思潮始終局限於學院內，在學術界也處於邊緣，一則是語言晦澀，很難有廣泛的讀者，二則是只"解構"已有的秩序，不提出建設性的主張，也不準備有所行動。但是這種非主流的、批判的聲音存在，總有其合理性，並且是社會活力的表現。

　　另外一種批判來自權勢集團內部，表現了一種憂心。例如50年代蘇聯衛星上天之後的"導彈距離"說，引發了權勢集團內部對美國教育的尖銳批評，導致教育改革；80年代對日本經濟強勢的誇大和"美國衰落論"，導致對美國經濟，特別是製造業的深入研究和改造；還有擔心白人主流文化失去控制地位的"美國四分五裂"說（阿瑟*施萊辛格）、"文明衝突論"（亨廷頓）等等，都屬於這一類。每一次總統競選中兩黨以及競選雙方的互相揭短、攻擊，除去涉及個人的之外，多數都是對當前政治和社會弊病的審查，其所指出的問題之切中要害和批判之尖銳，不亞於來自基層憤憤不平的群眾的批評。儘管有些問題在野者執政后照樣無能為力，但是這種定期的公開批判至少可以起敲警鐘的作用，並引起全社會的注意。

　　瑞典著名社會學家古納*米爾達（Gunnar Myrdal）20、30年代訪美，對美國人的公開自我揭短印象深刻，他把這歸之於基督教對罪行的懺悔心理。他寫道： 「美國人強烈地、誠心誠意地『反對罪行』，對自己的罪行也決不稍怠。他審視自己的錯誤，把它記錄在案，然後在屋頂上高聲宣揚，以最嚴厲的詞句批判自己，包括譴責偽善。如果說全世界都充分了解美國的腐化現象、有組織的犯罪和司法制度的弊病的話，那不是由於其特別邪惡，而是由於美國人自己愛宣揚缺點。」

　　不論是出於基督教的悔罪倫理，還是出於自由主義的公眾認知權的原則，還是出於媒體的揭醜傳統，還是出於權勢集團的憂患意識，這種自我批判精神和對通過公開討論解決問題的信心是美國改良機制的靈魂，也是其活力所在。反過來，也可以設想，在這樣鍥而不捨的大聲疾呼、公開"家醜外揚"的制度下，仍然腐化醜聞不斷出現，如果加以遮掩，壓制批判，聽任膿瘡在暗室中發酵、發霉，其後果將是如何。

　　一方面是權力制衡的政治體制，一方面是在言論自由的保障下全社會自我揭短、互相揭短的批判的傳統，共同促成了持續的漸進的改良。雖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卻得以把矛盾控制在一定範圍，一次次度過危機。也可以說是社會在不斷搖晃中避免了激烈震蕩乃至解體。

　　中介勢力----基金會及其他私人公益事業

　　在美國的漸進改良中還有一種極為重要的力量就是私人公益事業。國人所熟悉的各種"基金會"是其中一種形式。這種公益事業古已有之，現在也非美國所獨有，但是在美國最發達，其達到的規模和所起的作用任何國家無法比擬。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基金會這一事物為例，它興起於20世紀初，與進步主義同步發展，到目前數目已達幾萬個，資產上千億，可以說是20世紀美國一大特產。它是政府的補充，是社會的緩衝劑，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最佳途徑，授受雙方都從中得益。更重要的是它還有兩大特點：一、從一開始，都是以傳播知識，促進文化教育事業為宗旨，已經形成傳統，這一點對美國教育、科學、文化的貢獻是無可估量的，而且其影響早已超越國界，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這種影響一方面對造福人類作出巨大貢獻，另一方面也是美國在全世界擴大文化影響的有力途徑，是外交政策"沉默的夥伴"；二、它是由大資本家自願出資成立的，但是一旦成立，就成為獨立的、根據基金會的章程和有關法律運轉的機構，不以出資者個人的意志為轉移。因此不同於個人的慈善行為。

　　造成資本家"自願"把一部分財產歸還給社會的原因很多，不能簡單地以"沽名釣譽"，或爭取免稅來解釋，儘管不排除這種因素。更深層次的還要從基督教文明的價值觀，重教育的傳統和漸進主義的妥協模式中去找。它還體現了美國人對"大政府"的根深蒂固的疑慮，對"私人"力量的推崇，也是"向下滲透（trickling down）"理論的極好的體現。這是處於社會主導地位的資產者的一大創舉，在美國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也可以說是美國式的"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結合。從世紀初的卡內基、洛克菲勒到世紀中的福特到世紀末的特納和比爾*蓋茨都遵循這一"發了財就捐贈"的傳統，而且都著眼於促進文化教育事業。在普通人那裡，基金會已進入的日常生活，凡有人想要從事科研、教育、文化或社會公益事業，自然就想到向某個美國基金會報一個"項目"，申請資助。全世界都如此（即使是歐洲的一些著名文化學術機構，追根溯源，其資金來源的重頭往往是美國基金會），但是很少人注意到這一事物的巨大意義，特別是它所起的平衡自由與平等的悖論的槓桿作用。這樣一種威力巨大的事物產生和發達於20世紀的美國決非偶然，其物質基礎是民間聚集的巨大的財富。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富人手裡的錢多得花不完，任何國家無可比擬；另外更重要的是精神和思想傳統。

　　若追根溯源，美國的捐贈思想還是來自英國，早期的溫特羅普、富蘭克林等人已有不少言論和行動。到本世紀初，開大基金會風氣之先最著名的當屬鋼鐵大王卡耐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們以殘酷無情的手段發家致富，得到"強盜爵爺"的惡名；同時又是著名的慈善家，不但對各項事業的巨額捐贈成果累累，而且樹立了基金會的模式，對整個這一領域都有深遠影響。他們捐贈的重點多在文教、衛生、科學（包括社會科學）方面，還包括社會改良運動，大多帶有開創性，其業績在一篇文章中難以盡述。 現在要探討的是其思想基礎。

　　老卡耐基與老洛克菲勒有很多共同點，都是白手起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儘管所屬教會不同，在建立基金會之前都已進行過大量捐贈，身邊都有篤信宗教的好友為其策劃把捐贈制度化。卡耐基發表的文章題為"財富的福音"如今已成為公益事業的經典。 其中表達一種信仰，歸納起來，就是：社會的貧富不均是上帝定的，人就是有優劣之分。那些處於社會上層的人是憑才能和努力達到的。但是一旦擁有了財富和榮譽，就有責任為幫助不幸的"兄弟"和改善社會而做出貢獻，這也是上帝的旨意。卡耐基還有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所以捐贈不能等到死後，而且認為如何斂財和如何散財同樣需要智慧和才能。老洛克菲勒差不多也是同樣的思想。他接受其好友蓋茨的意見：一是巨大財富如不在生前作恰當處理，對子孫是禍不是福，甚至對社會將產生不良影響；二是要科學地進行慈善捐贈，使花的錢產生最大社會效益，變"零售"為"批發"。這是建立基金會之由來。他的信條之一是"盡其所能獲取，儘其所有給予"。

　　對於那一代美國人來說，基督教的信仰的確是一種內在的動力。但是不止於此，它還代表美國精英的一種理想。從一些大基金會的宗旨、綱領中可以看出，它們大致目標和性質差不多，既雄心勃勃，又帶有理想主義，以完善美國乃至全世界為己任，同時也致力於鞏固美國的現行制度和向全世界擴張其影響。在各大基金會發展的歷史中都得力於幾位目光遠大、有理想、有魄力、有威望的會長或顧問。他們掌握著不屬於他們的財富的支配權，把自己的整套思想貫徹於工作中，使基金會帶有自己的印記。其思想偏好各有特色，不過有幾個共同點：都是胸懷大志，動輒以"全社會"、"全人類"的幸福和進步為目標；都強調向問題的根源開刀，也就是著重治本而不是治標，因此選項帶有前沿性、開創性；關於問題的根源是什麼，不同的人側重點有所不同，但是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則是共同的。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大基金會的傾向性可以促成一些重大發明，或整個學科的建立和發展，或影響某些學術機構的消長。它還是各種"思想庫"研究項目的主要經濟來源，無形中對政府政策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他們以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對待社會弱勢集團和不發達國家，特別體現了美國的"白人的重擔"和"天命"思想。在國際上，當然維護美國的利益，不過基本上忠於和平和人道的途徑，仍以文化教育為主業。

　　基金會這樣一種公益事業發達於本世紀初不是偶然的。它剛好處於社會達爾文主義指導下的自由放任經濟的頂峰和要求平等的進步主義思潮勃興的交匯點。

　　那些大工業巨頭們無不是乘自由市場經濟之風扶搖直上，到達高處時卻發現自己已是眾矢之的，被當作一切罪惡的化身，所植根的社會正在孕育著深刻的變革。他們處於兩面夾攻之中，一方面是底層勞動者和社會輿論的憤怒和批判；一方面是政府的反托拉斯法和其他限制措施。更有甚者，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也已傳入。在這種情況下，有遠見的企業家明智的做法是採取主動，匯入社會改良的潮流。因為這些大富翁都是制度的受益者，十分珍惜和熱愛這個社會，不願看到動亂和革命，徹底改變現狀，於是自覺地以主人翁精神來為國家排難解憂，以鞏固正在迅速發展的企業制度和政治秩序，並使之為廣大公眾所接受。最方便、最現成的手段就是發揚捐贈的傳統，使其更加有組織、有目的、達到最大的效果。同時也使自己身後留下較好的名聲。所以，社會調和是其實用的目的，用卡耐基的話來說，是要"使得兄弟的紐帶仍能把富人和窮人聯結在和諧的關係中"。

　　他們與政府的關係複雜而微妙。如前所述，從根本上講，目標是一致的，是起"補台"作用，在主要政策上默契配合。大基金會本身就是構成美國權勢集團的主要部分，其負責人與政府高級官員經常對換角色，在相互的大門中進進出出，這種例子不勝枚舉。但同時它又是獨立於政府之外的，而且特別注意保持自己的非官方和獨立性，與政府保持距離，並且從思想上又是政府干預的反對派。政府則一方面以免稅鼓勵捐贈，一方面又對它不放心，需要經常進行審查、監督和限制，有時相互之間關係很緊張。在不同的政治形勢下，壓力可以來自"左"、"右"兩方面。例如，在麥卡錫主義盛行時，一些大基金會曾以"親共"嫌疑受到國會審查；60年代末，享受免稅的公益事業又受到濫用權利為資本家謀私利的指控，國會曾舉行大規模的聽政會並通過著名的《帕特曼法》加以限制。

　　還需要指出的是，以羅斯福的"新政"劃線，私人公益事業在這前後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自"新政"之後，政府擔負起社會福利事業，在觀念上責無旁貸，在實際開支上也佔大頭，遠遠超過各種私人捐贈的總和。可以說，在20世紀前半葉，私人公益事業在幫助美國社會克服危機，平穩過渡方面起了重要的歷史作用；在二戰以後則退居次要地位，但仍是不可缺少的補充。它所具有的靈活性和優越性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的作用仍是政府所不能替代的，不能單純以撥款數來衡量。

　　總的說來，以基金會為代表的私人公益事業是美國制度的支柱之一。如果說社會批判運動和輿論的揭醜是對疾病的檢查和診斷，那麼基金會的活動就是一種治療手段。它不是動手術，而是保守療法，所致力的不是"拆台"而是"補台"，起的作用是抹平尖銳的矛盾，推動健康的發展，所以它是美國漸進改良中一股強大而穩健的推動力，而且站在這一改良的最前沿。今天新生代的美國富豪的思想狀況和價值觀念與當年的巨頭們顯然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例如比爾*蓋茨不見得有卡耐基那樣虔誠的基督教信仰。但是致富以後應該為社會公益事業有所捐贈，已經形成傳統，也是社會公認的價值標準，並且在操作上也有成熟的法律和機制。所以，"盡其所能獲取，儘其所有給予"這一代表美國人雙重人格的模式還將繼續下去。

　　綜上所述，美國的平穩發展得力於三種力量聯合的漸進改良。但是尖銳的社會矛盾是通向適時的和平改良，還是政治集團陰謀政變，還是群眾性的暴力革命，往往不以人的理性判斷為轉移，而取決於多種因素，其中決定性的是統治者的意願及其主導思想和群眾的傳統和行為模式。而這上下兩方面的傳統，歸根結底還是長期的政治體制和占社會主流的思想培養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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