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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八中的紅衛兵歲月

作者：Brigade 於 2018-11-3 10:57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轉文|通用分類:熱點雜談|已有4評論

·朱松濱· ◇　文革來了
　　實際上，文化大革命早就在醞釀了。在１９６５到１９６６年期間，北京中學的四清運動；毛主席與王海容、毛遠新的講話；我們學校高三年級某些班裡出現的大字報、大辯論；其他學校不時傳來的一些消息等等，文革的毛毛雨，我們在文革前夕就已經感受到了。　　１９６５年的深冬，我父親帶我去故宮午門上面看一個展覽，題目好像叫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成果展覽」。我記得是個非常寒冷的傍晚，寬敞的大展廳里空無一人，只有父親帶著我，邊看邊聽講解。展廳陳列了一系列發生在中國農村的所謂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情況。午門之上，大殿之內，本來就燈光暗淡，陰森森的，形形色色的資料介紹，真讓我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最讓我驚訝不已的是一張照片，拍的是一個農村黨支部成員的合影，他們個個都披掛著一身宗教袈裟，幾個年輕一點兒的，還打著宗教旗番，香煙繚繞，好像在進行宗教儀式。這場景對我來說，見所未見，一個農村的黨支部竟然整個都變色了！讓我感到農村的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真有一種要「變天」的感覺。
　　我父親是從來不帶我們到什麼公共場所的，更別說看展覽，這次竟然不顧如此寒冷的天氣，帶著我爬到凍的像冰窖的午門上面看這樣一個展覽。我猜想，是他也覺得國家的政治形勢已經到了風起雲湧的緊急關頭，作為一名軍隊的幹部，不能不認真地去了解地方上階級鬥爭的實際情況，順便也讓兒子受教育吧。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９日，中共中央下發了《五一六通知》，標誌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開始。６月１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我們這才感到文化大革命真的來了。學校里開始出現大字報，矛頭直指校領導。同時一些大字報展開了老師之間的揭發批判。對學校領導和教師的批鬥也開始了。６月上旬，工作組進駐我們學校。６月、７月兩個月，學校的運動主要集中於教職員工揭發學校領導，而且是在工作組的領導下進行的。每天總有大字報貼出來，總有批鬥會，批鬥學校領導，今天這些老師上台揭發、控訴，明天可能就有大字報揭發這些老師的什麼事，弄的我們學生莫衷一是。學生們無非是被裹挾在這些活動中，跟著《人民日報》的口號和社論精神以及工作組的調子，搖旗吶喊。
　　我在這段時間裡參加了工作組領導下的材料組工作。第一次住進了學校的集體宿舍，我漸漸和其他年級、班級的同學也熟悉了，絕大部分是幹部子弟、軍乾子弟和工人子弟。７月２６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跟隨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學校傳達了團中央書記胡克實的講話，說可以給工作組提意見。學校里開始出現批評工作組的大字報，不確定氣氛下的文革運動有了新動向。
　　真正把北京中學生的文革積極性調動起來，應該是７月２９日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集體亮相接見學生，我也跑去了。在這個大會上，我平生第一次見到如此多的黨和政府領導人在一起，也是平生第一次如此近距離見到毛主席。先是周恩來、劉少奇等領導人講話。然後突然台上的領導人都站了起來，側幕拉開，毛主席緩緩走出來，全場掌聲雷動。我當時覺得很振奮，但是並沒有非常激動的感覺。我對毛主席身材魁梧、滿面紅光的印象還是非常深的。就是從這天起，北京的中學生才開始以主人公的姿態，站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沿，好像也是那幾天，工作組黯然離開學校。
　　近年有許多文章揭露、研究文革初期北京中學發生的打人、特別是毆打校領導和教師的事件。暴力毆打事件集中在哪一段時間裡呢？想來想去對不準，我想應該是８月初工作組離開的那段時間，這段時間學校的管理突然癱瘓了，許多紅色恐怖事件發生，北京的中學籠罩在腥風血雨之中。我在八中的校園裡見過幾個低年級的女生打一個躺倒在地上的人，還見過當時被批鬥關押的溫寒江校長和韓玖芳主任從樓道里拖出一個被打得滿身是血的人……到現在我都不能原諒自己那個時候為什麼沒有站出來干涉一下，我也一直在追問自己，當時究竟是個什麼心理？會如此麻木不仁？
◇　破四舊
　　中學生鬧革命，革誰的命呢？可能受到五四運動的啟發，北京一些中學突然興起了「破四舊」，「四舊」是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於是街面上所有能和「舊」字沾邊的東西就遭殃了。但畢竟街面上的「四舊」有限，「破四舊」很快就演變成了「抄家」，因為更多的「四舊」是與「四舊」沾邊的家庭及深宅大院聯繫在一起的。我沒有參加過「破四舊」，主要是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勢，十幾年都住在幹部宿舍院里，想象不出社會上有什麼不得了的「四舊」。不過一天到晚看到許多「破四舊」的傳單，有時候也挺激動，等跟上形勢了，「四舊」早就被人家捷足先登「破」了。有一次在學校宿舍里，大家議論起來，怎麼我們就想不出個招也破個什麼「四舊」呢？記不清是羅旭東還是郝延塔，開玩笑地說，我他媽的乾脆喝上一瓶白酒，乘著酒勁兒，到西單把個什麼老字號的牌樓給砸了算了。
　　抄家我參加過一次，是抄我們班主任陶祖偉老師的家。１９６６還是１９６７年？只記得沒有抄出什麼東西。後來當形勢比較緩和之後，陶老師來班上請求同學們歸還他的一些東西，我們班還集體開了一個會，那時班上已經分成老紅衛兵、四三派和四四派了，我堅決主張歸還，可有些同學堅決反對，會議好像沒有任何結論。
　　陶老師是我們的班主任，又是我們平時十分敬重的老師，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他辛辛苦苦培養教育多年的學生們竟然上門去抄了他的家！現在想起來，內心還是十分沉重。陶老師當時打成「反革命」了嗎？似乎沒有。我們班哪位同學與陶老師有仇恨嗎？肯定也沒有。但是這樣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就真的發生了。
　　我們這些年輕的中學生，怎麼就會在那一天成為了那樣的一群人？這難道不是那個階級鬥爭教育灌注在我們血液中的毒素的發作嗎？我想我的兒子對這樣的事是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無法想象的。可是我們過來人決不能不面對那段歷史，決不能默不做聲。我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把曾經發生過的事告訴後代，讓他們警醒，使他們牢記，在他們身上，乃至世世代代，決不能再發生類似的事情了！
◇　老紅衛兵
　　我們八中有些班級在７月里就出現了紅衛兵。紅衛兵是一個中學生自發成立的群眾性組織，沒有什麼加入的章程、程序和管理。是否參加紅衛兵？開始我並不積極，因為對我們這些平時的「好學生」、團幹部來說，這也太離經叛道了。可是進入８月，紅衛兵在各個學校發展得很快，黨中央又積極支持，我們也就成立了。根據那時紅衛兵的成分要求，我是當然的一員。對我來說，成為紅衛兵，至少表明了我個人的階級屬性和政治認同。從此每天參加活動，就以紅衛兵的身份出現了。
　　我們班紅衛兵做過的事情，有一件還留在我的腦海里。我們去一個民主黨派的駐地，參加他們批鬥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批鬥會。按理說中學生和民主黨派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但是我們一個同學的母親是這個民主黨派的共產黨支部成員，這個共產黨支部希望能借紅衛兵小將的氣勢，推進這個民主黨派的文革運動，於是在和這個黨支部開了一次會後，就安排了我們的這一次行動。在這個批鬥會上，所謂的反動學術權威和反動分子聚集在一起，跪在地上，一些人發言批判，我們就吶喊助威，還上去踹了跪在地上人的屁股。我記得被批鬥的人里有吳晗。
　　還有一件事就更加荒唐了。既然「破四舊」沒有做什麼事，我們就想起了「取締民主黨派」的主意。現在陳小魯擔責說是他的主意，我也算是積极參与者吧。我們起草了一個《通告》，一天夜裡，我、李勇，可能還有郝延塔，乘著一輛北京吉普去了北京市幾乎所有民主黨派的總部，敲開大門，向工作人員宣讀《通告》，沒收這些民主黨派的公章。當時看著李勇深更半夜，站在冷清的機關院子中間，對著零星幾個值班工作人員，一板一眼地宣讀所謂《通告》，他那個認真勁兒，我心裡著實想笑，感覺這傢伙還真有一股欽差大員的派頭，換上我可端不起這個架子來。回去后我們都得意的不行，自認終於做了一件很有政治意義的大事。
◇　辯論對聯
　　１９６６年８月初，學校里展開了「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對聯的辯論。這個對聯從表面上看，明顯違背黨的一整套階級路線，充斥著階級歧視和對人格、人權的蔑視。但在實質上，又恰恰是黨的階級路線和階級教育對年輕人思想意識的邪惡影響的必然反映。我作為一個共青團的幹部，文革前這些年，經常苦惱的就是如何做出身不好同學的思想轉化工作，對聯的說法，我怎麼可能認同呢？！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臉嗎？！過去的工作不都白做了嗎？可是另一方面，這個對聯所明確指出的「革命」和「反動」的階級劃分，以及所包含的強烈階級鬥爭意識，不正是黨組織多年來諄諄教導我們的嗎？！那幾天我的思想，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了巨大的困惑。
　　一次學校里開對聯的辯論會，我，還有王魯軍、吳新潮、陳海洋，可能還有李大震，幾個人一起跑上台，王魯軍代表我們發言，因為他是前一屆的高中畢業生，留校擔任團委工作，無論理論水平還是講話水平都比我們高。我們表示堅決不同意這副對聯，可是王魯軍的發言無論多麼「政治正確」，還是被台下一陣陣狂熱的反對吼聲打斷。現在想來，當時我們根本沒有辦法自圓其說，更勿論說服別人了。好在對聯的辯論沒有幾天，就因中央文革在一次群眾大會上做了否定的糾正而平息下來。這期間還傳出遇羅克的文章《出身論》里的觀點。
　　「出身論」和「血統論」是針鋒相對的，我們當時也沒有對《出身論》抱有多少好感，因為這篇文章是對共產黨階級鬥爭學說的顛覆，自然得不到我們這些無產階級後代的認同。現在我們認識到，遇羅克是在那個人性泯滅的年代里，第一個敢於挺身而出，為人性，為人權，為人類的普世價值而戰的偉大的先驅。
　　圍繞對聯的辯論表面上平息下來，但是卻深深觸動了班上一些同學文革前就形成的心靈創傷，把過去同學之間由於階級教育造成的裂痕徹底撕扯開來。一些所謂出身有問題的同學，從對文革的期待和熱情，轉向了困惑和沉默。以我文革前做團支部工作的經驗，可以察覺出他們內心的痛苦。即使今天沒有人會再提及家庭階級出身，但是文革初期那一場場的對聯辯論，把連接我們同窗情誼的大門徹底關閉了。
　　很快運動形勢又有了變化。
　　從８月１８日到１１月底，毛主席十幾次接見紅衛兵，全國各地逐步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將出身不好的或者出身一般、感受到歧視和不公平的同學們的反抗精神逐步喚醒和調動起來，他們的這種反抗精神，是又一次的火山爆發！支撐他們信念的是，你們老紅衛兵不許我們革命，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允許我們革命！現在許多老人懷念文革和毛澤東，恐怕與他們當時的這種情感不無關係吧？
　　遺憾的是這批同學發動起來，也只是重複我們老紅衛兵走過的路。因為黨的階級鬥爭這條主線是須臾不能偏離的。前段時間我們批他們，反過來就是他們批我們。同學之間的界限分明、針鋒相對仍然是愈演愈烈。當然毛主席的感召力還是巨大無比的。各個派別，無論分歧多大，都自稱是堅決跟著毛主席鬧革命。無論有多少派別，走的都是同一條路：專制，獨裁，領袖政治和個人崇拜。不管用什麼花言巧語去粉飾，這永遠是一條通向懸崖的不歸路。
　　當時坐火車不用花錢買票，各地都設立了紅衛兵接待站，吃住也基本不花錢。我們這些從來沒有獨立出過遠門的年輕人哪能坐的住？在１９６６年的８月底９月初，我、陳海洋、李大震、王魯軍，決定赴哈爾濱，因為陳海洋的姐姐在哈軍工上學，我們自然會有落腳之處。這一路只記得哈軍工坐落在松花江之濱，高樓綠瓦，遠遠望去，很是宏偉。
　　這一路有件事記憶猶新。我們到瀋陽參加一次群眾大會後，當地的紅衛兵紛紛圍攏過來，向我們這些首都來的紅衛兵取經，學習如何造反。有個穿著乾淨整潔、略顯單薄的男青年，趁著沒人的時候突然走過來，鄭重其事地對我們說，我是地主出身，但我堅決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和你們一起鬧革命。聽了他的話，我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回應。多少天來圍繞在我們周圍的都是紅衛兵、紅五類，是無產階級的後代，幾乎沒有出身不好的人敢接近我們。我們所熟悉的話題都是怎樣成立紅衛兵，怎樣和當地的「走資派」做鬥爭。如果在文革前我最希望聽到的就是他這樣的話，如今突然聽到這樣個陌生的年輕人初次見面就表示與「反動家庭」決裂，詫異之餘，我也為他的革命立場所感動，可是我又有什麼可說的呢？自己內心深處還是一堆糊塗帳呢。毛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把人性中最惡的潘多拉瓶子打開了，人們內心深處僅存的一點點良知和理性，都已經迅速的土崩瓦解了。◇　西糾
　　８月下旬，在學校里聽說有人提議成立紅衛兵糾察隊。或許提出這個倡議的人，看到社會的混亂多是紅衛兵亂來造成的，於是想起了大革命時期的工人糾察隊、農民糾察隊吧。我們由於外出串聯心切，無暇關心此事。考慮到路上能聽到中央電台的廣播，及時了解北京的形勢，我去九三學社找羅旭東借一個小收音機，從他處證實確有此動議。羅旭東從會議室里出來，遞給我收音機的同時告訴我，他們一些人正在裡面開會，商量成立「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后簡稱「西糾」）的事。拿了收音機，我沒多問，扭頭就走，我的心早已飛到松花江畔了。　　一個星期左右，從哈爾濱回到北京，我很快去了西糾總部，那時西糾總部在西四的一個衚衕里，後來說是育翔小學的校址。這是我第一次走出自己學校的大門，開始跨校的活動。在這裡認識了許多外校的人，如四中的孔丹、王向榮、趙勝利、孔棟，六中的董良翮、黎勝利，四十一中的張北英、張海生、何迪、蘇小林（我們兩家熟得不能再熟了）、梁啟旺，十三中的粟寒生，那個一天到晚開著一輛摩托車的郭冀豫和一天到晚站在衚衕里發傳單的白乃光。還有外校的女生，豐盛中學的邢燕平、張立文、蘭小兵、駱小峰。也是在西糾總部，我認識了後來成為我愛人的李曉林。　　西糾隊員許多是我們八中的。初三的王東勝帶了幾十個八中的紅衛兵，常駐在那裡，我還有印象的一個是王亞南，一個是廖建國，他們都是初中年級的學生，一天到晚圍在我身邊討論這個討論那個。另外還有許多人，現在都叫不上名字了。
　　我去西糾的時候是９月份，當時在西糾總部管事的３個人，是四中的孔丹、王向榮和趙勝利。我後來一直納悶，印象中西糾是由我們學校吳新潮、羅旭東和郝延塔發起的，怎麼成立沒幾天，主事人都成了四中的呢？近年看到陳小魯的文革回憶，才知最初是小魯發起的。那時候，西糾接受了政府交給的安置外地來京紅衛兵的任務，那可是個極其繁重的任務。小魯帶領一部分西糾隊員坐鎮位於北京火車站的「外地紅衛兵接待站」，這樣總部就只能由這幾個四中的人來主事了。西糾本不是個有規章的組織，紅衛兵把這樣一個組織，當作可能的一種資源，來做紅衛兵覺得應該做的事。四中的人比我們八中有更多的政治資源和上層聯繫，也更懂得如何與上面合作，自然許多事情都得他們主持。我在西糾參與的工作主要是兩件，一件是１０月１日國慶節的天安門廣場值勤，一件是編寫西糾通令。我去的時候，西糾通令已經出到十幾號了。我參與的是十一號還是十三號，記不清了，內容是關於紅衛兵串聯需要注意的事項。
　　１９６６年國慶節即將來臨，西糾領受了國慶節天安門廣場值勤的任務，小魯也從火車站回來了。我們全體上下，著實開始了緊張的工作。記得我和袁塞陸還去北京衛戍區接洽後勤物資保障方面的工作，多少被子以及具體安排之類。「十一」當天我們西糾的指揮部設在中山公園大門裡，有大粥鍋、果子麵包、開水桶等等。大家忙得焦頭爛額。我在後勤組，前前後後送水。我們學校的楊樹東負責指揮天安門一側最外面的標兵線，他自己站的時間太久了，可能是中暑，竟直挺挺栽倒在地上，急救也成了一項工作。毛主席和中央首長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遊行隊伍像潮水一樣，一波連著一波。到了晚上毛主席走下金水橋，硬要走進沸騰到極點的人群中去。我們西糾隊員組成值勤防線，很多人都累了一天了，依然精神抖擻。人群太擁擠，人人想見毛主席，人人都想擠到前面，想親眼見到毛主席的願望幾乎到了瘋狂的地步。有時我們的防線也被沖的東倒西歪，潰不成軍。我親眼看見一個毛主席的貼身衛士被攔在了防線的另一側，他發瘋似地要衝過防線，追上走在前面的毛主席和林彪一行人，撕扯之間，腰上別的手槍都露了出來。
　　這段時間，西糾也出面阻止過一些群眾組織的靜坐請願活動。前因後果已有許多文章回顧研究。我參與過一次行動，應該是１９６６年９月里一天的深夜，我們常駐總部的西糾隊員奉命全體集合趕往國防科工委辦公大樓，地點是現在解放軍三總部所在的平安里那邊。據說是北航造反派在那兒靜坐了許多天了，我們的任務就是說服他們撤出。我們八中的西糾隊員全去了，初三的王東勝帶隊。我是乘郭冀豫開的摩托去的。頭頭兒里，好像孔丹、趙勝利、孔棟都去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造反派組織在政府機關門前的靜坐活動。我們的隊員都在卡車裡等候，沒有採取什麼行動。夜色中雙方頭頭兒在接觸。９月的夜晚，天氣已經涼了，我跑到前面去看情況如何，見孔丹和孔棟講完電話走出來，叫我們撤離現場，回西糾總部。
　　「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是文革中一個非常有爭議的組織。它是老紅衛兵發起的，也的確得到了政府方面的支持，因為在那個時期，社會秩序非常混亂，政府自然希望利用群眾組織維持公共秩序。但是這樣的組織，從文革初期的政治勢頭、家庭背景、人員構成以及後面運動的走向來看，顯然屬於保守派。這種具有強烈政治傾向性的組織必然會被當時的政府機構操控和利用，成為文革某個時期、某種政治力量的工具，其中一些人在社會上還做了壞事。所有這一切，我認為總體上應該由當時的文革路線來負責。對西糾所做的具體事情，則應該一事一議。　　隨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對走資派運動的深入，西糾這種組織很快就不再適應運動的發展，也失去了政府的有力支持（我們西糾總部的汽車、摩托，直至服務人員、被服、伙食等等都是北京衛戍區提供的。我至今似乎還能聞到那些深綠色的嶄新軍被的味道。有段時間，我們幾個人還一天到晚去中南海西門攔截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的車，無非是要求得到政府的繼續支持），西糾存在下去的可能性幾乎就沒有了，沒幾個月的時間就解散了。 ◇　逍遙派
　　紅衛兵是從北京的中學興起的，隨著文革運動向大專院校發展和在全國鋪開，中學反而陷入了停頓狀態，去學校的學生越來越少。我們老紅衛兵，從１９６６年的秋冬之後，逐步成了逍遙派。許多老紅衛兵自己家裡也出事了，有的家長被打成走資派，遭到群眾揪斗；有的家長儘管還沒被揪出，可也成了驚弓之鳥，處在朝不保夕的恐慌中。老紅衛兵對文革越來越失去了興趣。
　　我在這段時間裡基本上就是個逍遙派。當然也不是什麼都不做，我和王小民、李曉林、張立文、宋淑英和雍玲玲在１９６６年的１０月、１１月一起去南方串聯，韶山、成都、重慶、武漢等地，一路千辛萬苦。我們也深入到農村，感受了農民的生活。我們看了劉文彩莊園的展覽，還採訪了一個據說解放前受過劉文彩剝削壓迫的老媽媽。去了毛主席的家鄉韶山沖，在那裡住了幾天。有一天突然看到一張大字報，講的是西糾的蘭某某和駱某某如何如何，說是被中央文革給抓起來了，這不是說蘭小兵、駱小峰嗎？我們走的時候，就是她倆在西糾看家，發生了什麼情況？我們立刻打道回府，回到北京已經１２月了。一看兩人好好的，才鬆了一口氣。大概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左右，一些西糾的老紅衛兵希望能重新組織起來，成立了西糾聯絡站，不過大勢已去，西糾聯絡站也就是秋後的螞蚱吧。
　　作為紅衛兵，我們還是希望能繼續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把教育革命搞起來，因為教育革命是中學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部分。自從一起串聯后，我和王小民就開始討論此事，我們兩家關係很好，又是同年級同學，所以我倆經常聚在一起。他父親為了躲開造反派，被周總理安排在中南海里，我和他時不時去中南海給他爸爸送大米（那時糧食按人口定量供應）。一來二去，我們就對教育革命有了共同的看法，認為重要的就是要尋找一條與貧下中農相結合辦教育的路。於是我帶上我弟弟小運，他帶上他弟弟小弟，我們４人來到北京西北郊一個叫東北旺的村子里住下，一邊參加勞動，一邊接觸當地農民，一邊思考如何推進中學的教育革命。李曉林、張立文還從城裡騎自行車跑來看我們。　　在黨中央發出「複課鬧革命」的號召后，我們到街上去刷有關教育革命的大字報，根據幾個月來自己的認識，我想出了一句口號，斗大的字貼在牆上：「教育革命，百年大計，紅衛兵當仁不讓」，儘管這個口號充滿了派性的火藥味，但起碼說明我的紅衛兵激情還未熄滅，理想的火花仍在閃耀。
　　１９６７這一年，我基本上就是待在家裡，有時為響應複課號召，去學校看看。那時學校已是四三派、四四派互斗的局面了，「複課鬧革命」根本沒可能。這個時期我和閆增武，我們班團支部的組織委員，幾乎天天泡在一起，海闊天空，聊形勢，聊政治，聊今後，無事不聊。我還學會了吹笛子和拉小提琴，一天到晚宅在家裡，過個把天去學校陪班級的軍訓幹部閑聊。雖然學校里一片冷清，此時神州大地的許多地方，已經炮聲隆隆、烽火連連、殺聲四起了。
　　班裡掌權的四三、四四派也組織過一些社會活動，我們也就跟著參加。去過東郊木材廠勞動，住在那裡，和工人同住同勞動。在那兒我們認識了李瑞環，那時他已經被打倒,正在這個廠子里勞動改造。我們和他住一個宿舍，他經常和我們聊當年他如何從一個普通工人成長為幹部和毛著學習標兵的故事，他講起那些故事，又具體，又風趣，我們都非常愛聽。這期間，李曉林、張立文還蹬自行車從城裡來看我。
　　我在學校里還辦了一個小報，自己刻蠟版，自己印刷，然後貼到學校的牆報欄。我們班同學張潤德最近回憶說，我在自己辦的小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叫《歷史的必然和必須》（我自己想不起來了），大致是說，我們老兵犯錯誤，現在輪到你們新上來的造反派，特別是四三派開始犯同樣的錯誤了。犯錯誤是必然的，認真改正錯誤是必須的，云云。他還回憶說，我（針對造反派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說過「小資批小資」，當時很多四三派同學對我這話不滿意，說明那時我們中學生的思想依然陷在派別爭鬥里。
　　近年在歷史研究的思潮中，即使同樣是反思文革，卻出現了截然不同的觀點派別，人們不能求同存異，團結起來推動社會理性的進步，而是出現了針鋒相對、水火不相容的對立，這種對立出現在我們一代同齡人身上，出現在我們這些文革親歷者身上，除了現實因素外，必定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人群嚴重撕裂的根源，必定在那個瘋狂的文革年代。
　　改革開放走到今天，社會的各個階層如果能徹底反思文革，探究真相，釐清曲直，捐棄前嫌，認清社會的共同底線，取得共識，唯一的途徑就是坐到一起，理性、客觀、冷靜地回顧那段歷史經歷，找到毒害我們思想意識、撕裂我們同學感情、造成我們人群四分五裂的根本原因。這將是一件非常有現實意義的事情。
　　我的中學年代，隨著我１９６８年參軍入伍就結束了。那以後很長時間都沒有再和同學們聯繫，直到１９９０年代後期。 □　原載《熊窩》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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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Arnika 2018-11-3 13:31: 應該是這樣子的，我們都是受害者，紅衛兵也是。無論是老人變壞還是壞人變老都不能用紅衛兵來解釋（我沒當過紅衛兵，因為爺爺是中農）。當今每個年齡段的國人都無法和文革前的人相提並論，如此下去，人只能越來越壞。這不可能只是十年文革的惡果。這2天，居然還有人把重慶48歲的沉車肇事者歸到紅衛兵名下，能有這樣分析能力的人，肯定沒當過紅衛兵，但也不是什麼善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