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根源：派系政治無法制度化

１、１９４９年中國共產黨執政后，客觀上要求派系政治制度化，以容納執政集團內部的施政分歧。實際上，從執政開始不久，在中國共產黨內部（主要是上層），在經濟社會政策上就開始出現系統性分歧。這種分歧在很大程度上以紅區和白區為主要陣營。其實，這種分歧是很正常的，對於這種分歧不要用簡單的對錯來理解，只是當時沒有相關的制 度安排來容納這種分歧。高崗事件便是這種分歧的高潮，這裡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在處理高崗事件時所使用的語言，如「在黨內拉幫結派」、「另立山頭」、「分裂黨」、「奪權 」等。說明這些因素都是黨內不能容忍的。而高崗事件的解決方式，也為以後類似問題的解決開了先例。　　

２、理念分歧與權力鬥爭是難解難分的。所謂理念分歧是高尚的，權力鬥爭是卑鄙的看法，是錯誤的。兩者合在一起才是派系政治的全部。高崗事件的意義是表明，由於無法將派系政治制度化，只能通過殘酷的黨內鬥爭的方式來解決。想象：如果當時坐在一起想出路，大家做一個安排，正式形成以毛為首的社會主義派和以劉為首的新民主主義派，形 成派別政治的規則以及制度化的競爭方式，中國的歷史可能會根本重寫（當然在當時的情況下這隻有萬分之一的可能）。　　

３、派系政治無法制度化的根源，是列寧主義式的政黨政治模式。現代政黨是以利益分化的理念為基礎的，每個政黨都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而列寧主義政黨意識形態是以烏托邦為理念的，就是說，黨體現了歷史發展的規律和人類發展的方向，是真理的化身。利益可以是多元的，而真理是唯一的。因此，從這種黨的理念中，生髮不出可以令黨內 派系政治合法化的基礎。不同的理念和主張，統統被歸之為正確與錯誤的分野。所以，我們也就可以理解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真正含義是什麼。　　

４、由此註定，黨內分歧只能用路線鬥爭來體現，蘇共如此，中共如此，諸共都如此。不是一山難容二虎，而是一理不容二主。於是有了中共歷史上十次路線鬥爭。由於將不同的主張等同於真理與謬誤之別，同時派系無法公開化，無法也就註定了路線鬥爭的模式。注意，這裡需要路線鬥爭模式這個詞。非公開、無程序、殘酷、零和博弈等。　　

５、無法制度化的派系政治，一般會有常態和非常態兩種存在狀態。常態化是指，在一場生死博弈之後，一方勝出，形成一個大家服從的權威，此時分歧處於潛伏狀態，權威用常規的方式平衡或擺平不同派系。非常規狀態是指，矛盾爆發，最後用殘酷的方式分出勝負。從歷史上來看，這個權威的存在是重要的。如果不存在這個權威，只有兩種選擇。 要麼通過往往是系列的激烈博弈產生權威，要麼尋找制度化的安排。前者如延安整風之前到延安整風。後者還沒有先例，因為要求的條件太高。　　

６、文革是非制度化派系政治的極端表現，是其非常規狀態。這時的矛盾爆發，最後只能用殘酷的方式分出勝負。在有關文革的討論中，人們經常爭論一個問題，毛劉究竟是理念分歧還是權力鬥爭。其實，派系政治是更好解釋，在派系政治中，兩個因素是密不可分的。假如像前面設想的，在４９年後馬上對派系政治做出合理安排，形成制度化的競爭 機制，斷不會走到文革這一步。反過來說，由於沒有這種安排，走到這一步也是必然的。可悲的是，人們對文革的反思仍然停留在某種主張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或者把毛理解為 惡魔。非制度化的派系政治，衝破頂層邊界，與民眾結合，就是當時那個混亂的樣子。　　

７、非制度化派系政治中的規則與潛規則。非制度化的派系政治，並非是完全沒有規則的。對於一個具有９０多年歷史的老牌政黨來說，頻繁的路線鬥爭中，形成了一系列的規則與潛規則。有的是形成文字的，有的是沒有形成文字的，一般都稱之為黨的紀律。這些規則與潛規則包括（１）非公開化。不僅僅是過程要嚴格限制在相應的圈子中，並形成 了整套的保密紀律，而且更重要的是嚴格禁止向圈子之外尋求支持。因此，外部的支持一般會惡化其在內部的處境。內外勾結、裡應外合、家醜外揚等都是最被忌諱的。（２）檢 查、批判與羞辱儀式。一般地說，失敗者要做出檢查，然後接受勝利者或其他人的批判。其作用，一是對失敗的認可，二是統一其他人的態度，三是對失敗者進行羞辱。如果不接 受這個儀式，將會受到更嚴厲的處罰。（３）解決勝負以及對政治對手的處理，一般是使用內部紀律而不是國法。包括對劉少奇。據說抓捕「四人幫」前，徵求陳雲意見，陳雲說 ，這次可以這麼做，是特殊情況，但下不為例。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對主犯江青量刑。許多人主張判處死刑，陳雲卻力主「不能殺」，認為同「四人幫」的鬥爭終究是一次黨內鬥 爭。有人提出黨內鬥爭也可以殺，陳雲依然堅持說「黨內鬥爭不能開殺戒，否則後代不好辦」。陳雲甚至最後說，你們堅決要殺，請在會議記錄里寫上「陳雲同志不同意」。但要看到，在毛時代，是將政治鬥爭路線化，盡量淡化政治色彩，其目的是避免發生全局性的震動。而近些年來，隨著整個社會生活的非政治化，只能逐步訴諸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