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趙翼的《論詩·其二》寫道:
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江山代有才人出,這是對的。各領風騷數百年,就甚謬了。此風騷不比彼風騷,根本不是一個層次。李杜詩篇可以代代相傳,清朝的詩誰知道?我就知道龔自珍的『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若非寫這篇文章,我也不知道趙翼。人才,大清三百年是稀缺的。
縱觀中國歷史,各類人才,更廣泛地說,各類社會精英,還是極少的。同中國人的才智和努力相比,更是少得可憐。
究其原因,一個是過多戰爭和改朝換代不斷消滅精英,此外,專制統治者只戀個人權力,不惜精英,稍微上下意見不合,精英就人頭落地,甚至滿門抄斬。
而劃時代的一流精英,需要國家繁榮昌盛,政治穩定上百年。一流精英群體的出現,還要文化發達上百年,個人家族優秀傳統傳承幾代人。
而這些條件,恰恰是中國稀缺的。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思想和戰略精英達到頂峰。因為周代的諸侯國,有點類似於今天的邦聯國家,相互比較獨立,又有競爭,好在同種同語,對於人才來說,此處不得用,換個國家就行了,因此有楚材晉用成語。
不過,雖然那時人才輩出,但多不得善終。所謂狡兔死走狗烹是一個原因。這故事是中國一大典故。范蠡和文種是春秋末期著名的謀略家。是越王勾踐的謀臣,他們為勾踐最終打敗吳王夫差立下赫赫功勞。滅吳后,范蠡隱退,並留下信給文種,勸他逃跑。文種看了之後,稱病不朝。於是有人進讒言說文種要造反作亂,勾踐聽信讒言,賜給文種一把名為屬縷的劍,說:「你當初給我出了7條對付吳國的策略,我只用3條便打敗了吳國,剩下4條在你那裡,你用這4條去地下為寡人的先王去打敗吳國的先王吧!」於是文種自刎而死。
相對於文種的死,古代的精英之死途徑有很多。商鞅在秦孝公時為秦國壯大立下赫赫政績,但還是被後來的秦惠王車裂示眾,還被滅族,一代精英,竟然連後代都沒有了。其他法家如吳起李斯都不得好死,雖然理由各有不同。
所以到秦朝滅亡,傳統精英和貴族都差不多互相殘殺同歸於盡,於是,市井之徒劉邦得天下。
漢朝以後的統一中央帝國精英就很難出現了。一方面王朝政治就是精英害精英的屠宰場,其次,華夏一國,是徹底的家天下,自家人到處被封王封地,成了社會寄生蟲,雖然是貴族,但是沒有國家競爭了,可以養尊處優,多納妾多生孩子便是了。最後寄生蟲太多,社會不堪重負,便有人揭竿而起,推翻重來。又一個市井之徒創立一個新時代。如此往複,直到大清結束。
封建的科舉制選拔的人才品種是比較單一的,並且也是龔自珍的病梅館記式的病梅人才。那當今的共產黨執政官員們就不是病梅人才了嗎?殊難證明不是。
一個國家應該有優秀的貴族人才,類似大清的八旗子弟肯定不行。當今的共產黨紅二代官二代三代們又好到哪裡去了?可能更糟,貪了財發了家移民到國外去了,還沒成為社會精英就被淘汰了。
共產黨建國以來,不但沒有產生與歷史比肩的精英,而且迫害致死黨政軍教文史哲各類精英無數。彭德懷劉少奇林彪曾經是精英吧,下場可悲。沈從文小說寫的好,共產黨來了沒法繼續寫了,文革時更干起了打掃女廁所的勞動。反右時被迫害致死或失蹤的褚安平傅雷們,更是悲慘。
今天我們仍然要高呼『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今天我們要向共產黨怒吼,從平民到社會精英,人不是政府應該隨便修剪的病梅。
中國要生存,就要結束這種精英的屠宰場,奸賊和奴才的樂園的醜惡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