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 宋彬彬反思文革這段歷史(轉載)

       當年同樣也曾就讀於北師大女附中的王友琴女士，在目睹了卞仲耘之死後，將這血腥與暴力的事件銘記於心，文革結束后，王友琴以當年的高考狀元的分數考 上了北京大學中文系，而與此同時，王友琴開始繼續追尋當年發生在神州大地上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與案例，從卞仲耘到李文波，從北京擴大到全國，從學生打老師到 學生打同學，從受迫害者被紅衛兵虐殺到受迫害者的自殺，這個研究調查一直在延續，到今天已經整整四分之一世紀了，她並沒有助手，文革研究也不屬於她本職學 術研究的範疇，而她憑這自己對文革研究的宗教式的熱忱來進行這一偉大工程完全是受自己良心的驅使，不忍讓更多在文革中像卞仲耘一樣無辜慘死在「紅色恐怖」 事件與個案從中國人的記憶中消逝，利用自己休假的時間自費回國，然後以各種方式去調查每一件聽說的文革死難者的事件，用微弱的聲音呼喚著整個民族即將消亡 的慘痛記憶，她以精衛填海的方式來挖掘那段史無前例歲月中的殘暴與血腥，她先後採訪了數千人，未了避免記憶的失誤，她又在每一位文革死難者的個案上進一步 調查核實，她調查了北京所有的大學中學及小學，並逐步擴大到北京以外的地域，如上海、天津、江蘇、浙江、廣東、江西、福建、陝西、山西、四川、新疆，並且 花費大量的業餘時間來整理所有資料。在文革研究中最具有原創性的文本《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和《打老師和打同學之間》便出自她的筆下，她利用網路 科技，在互連網上建立了「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以祭奠和整理這些被逐漸遺忘的屈死的亡靈。2004年，她將整理出的659位文革死難者的個案和資料彙集， 在香港開放雜誌社的協助下，出版了第一本關於文革非正常死難者傳記的書籍《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全書50萬字。《文革受難者》 這本書不大可能讓讀者獲得獵奇的愉悅，也不大可能讓讀者因故事的悲慘而聲淚俱下，但一定會讓讀者深思，一定會讓讀者自省；不僅是作為文革的參與者要自省， 而且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而對我們的文化反躬自省。王友琴秉筆直書，甚至儘可能不用形容詞，實事求是地記錄了六百五十九個普通人的死難。她認為：「每一個受 難者都應該被記錄。這是基於一個最簡單的信念：每一個生命都應該被尊重，於是每一個死亡也應該被尊重。」她在扉頁上的獻辭清楚地說明了著書的宗旨：

　　願你們的慘劇，

　　不再被隱瞞、忽視或遺忘，

　　而成為永遠的警示：

　　抵制一切暴行，

　　尤其是以革命名義進行的群體性迫害。

　　講到這裡，我們不妨回過頭去看一下同是北師大附中的學生宋彬彬是怎麼反思文革這段歷史的，在卡瑪拍攝的記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中，宋彬彬與幾 個當年的名聲大振的紅衛兵領袖（如清華附中的駱小海）都在黑暗中接受了採訪，我們在觀看這部記錄片中這些採訪段落時，也只聞其聲而未能一見真面目。導演卡 瑪的解釋是，當事人不願意以今天的真面目示人。宋彬彬在記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中接受採訪時說：「破四舊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沒參加過。但是到處都是我 的謠言，就說給毛主席戴紅袖章的『宋要武』，怎麼怎麼樣打人。我覺得特別地委屈，因為我一直是反對打人，反對武鬥的。當時很多學校的一些紅衛兵，就到我們 學校來看我，但是他們都特別失望，就說你怎麼是這麼一個樣子，你跟我們的想像一點都不一樣，就好像你一點都不革命的意思。我就覺得我這個名字和形象都完全 被剝奪了，我自己一點控制的能力都沒有，特別地生氣。」「紅衛兵都特別激動，紛紛都去給黨和國家領導人帶紅袖章，有一個人問我說：彬彬，你幹嘛不去給主席 帶袖章呢？就有人領我到主席跟前」「當時我還是很天真，就把這做一個很隨意的談話，但是很快呢，報紙上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我給毛主席帶上了紅袖 章》，通篇文章用的是第一人稱，而且呢還署名一個我根本不知道的名字叫宋要武，擱一個括弧，宋彬彬。真沒想到報紙為了宣傳的需要，竟呢掛鉤這麼無中生有的 給我安上這麼一個名字，而且以我的名義去發表這麼一篇文章，我就覺得這個名字不再屬於我了，不能再用了，我的同學就建議我，由她們來翻字典，隨便翻到哪一 頁，指到哪一個字，就用這個字作為我的新名字，就這樣給我改了一個新的單字的名字。」「我覺得為了這個名字使得那麼多的人受到迫害，覺得非常的難過，我們 當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現在這個文化革命已經跟我當初參加的時候所想的距離太遠。」

　　宋彬彬給毛澤東帶紅衛兵袖章的照片鋪天蓋地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傳播，加之那句「要武嘛」的最高指示，這些文化符號結合起來，與卞仲耘的死亡和《人 民日報》發表的《好得很！》的社論放在一起，在鮮血和暴力交織的「紅八月」的「紅色恐怖」中，其背後所顯示的信息誰都能夠輕易解讀，宋彬彬可以說自己沒有 動手打過人，也可以說她不同意官方「強加」給她的那個宋要武的名字，但是對這些引發紅衛兵血腥及暴力行為的文化符號，只是輕輕一句「非常難過」就可以一筆 帶過嗎？！

　　北師大附中對宋彬彬的這種肯定，代表了官方對文革歷史的拒絕懺悔的態度，這種不懺悔的形態，其實就是對歷史真相的反動，從另一層意思來理解，就 是對過去乃至現在的惡行的掩蓋，做惡而不懺悔就預示著再次做惡的可能。文革雖然結束了四十年，但是從很多地方來看，文革並沒有結束，文革的暴民意識、對生 命的蔑視和對文化的破壞，至今仍然在我們中間以某種方式蔓延著。

　 根據宋彬彬和王友琴兩位女士對文革的反思程度，我們不難認定，誰是更該寫入北師大附中校史和值得我們尊敬的北師大附中的知名校友。誰更應該被下一代學子和 年輕人所學習所尊重，並引為榜樣。我們更希望反思成為常識，能貫穿到每一位國人的思想行為中，而不願意看到我們的同輩乃至後代，對自己錯誤的刻意掩蓋和敷 衍，甚至不惜以新的謊言來掩蓋舊謊言。

　　　　

 

 作者：書吃

2007年歲末草就於長安城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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