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北京人,可提起北京,一股發自心底里的親切感,油然而生,輕輕柔柔地敲打著心扉,與此同時,還有幾分像是「傍大款」似的難為情,不由地讓我有點臉
紅,不好意思再說什麼了。我有自知之明——北京未必歡迎的外地人,卻非要和北京套近乎,總給人以目的不純的感覺,似乎要借著首都的名氣和地位,為自己撈點
好處。
論籍貫,我是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人,按出生地算,我是黃土高原的西北娃,就眼下的居住地來說,我是北美小鎮全職管理家政的婆姨。到目前為止,我去過幾次北京,累積到
一起也不會超過半年的,即使這麼短的時間裡,在北京的街面上,被禮貌相待的經歷比起所遭遇的白眼要少一些,所以無論北京再怎麼美麗怎麼繁榮怎麼昌盛怎麼
和諧,歷史再怎麼悠久,現實再怎麼雷人,和我這個行色匆匆的過客,有什麼關係呢?我既不是皇城根下的居民,也不是等著有朝一日鳥槍換炮的北漂,因此,真是
何苦來著,剃頭挑子一頭熱地親切著將我拒之千里之外的北京?
話都挑明到這了,可我還是放不下北京。今生今
世,夢裡夢外,除了桂林,讓我挂念著的城市就是北京了,我挂念著宣武門外教場衚衕頭條7號,因為在一百多年以前,那座寬敞整潔鮮花盛開的三進四合院,是我
家的故居——四印宅。寓宅的主人,是朝廷的御史,清代的詞人,我爺爺的爺爺,半塘老人。故居四印齋隨著《四印齋所刻詞》,《庚子秋詞》等一系列詞學著作,
已被載入了史冊。1888年到1995年誕生在四印齋的我爺爺與他的哥哥們,也隨著四印齋的一本詞集《味梨集》,在中國的詞史中,留下了他們的名字。
恍然大悟了,原來我的北京情結,皆來自於兒時聆聽爺爺那帶著些許京腔京調的北京回憶。
或
許因為我爺爺一生的坎坷,從呱呱落在北京的那一瞬間,就命中注定了。所以當老人家進入風燭殘年的時候,不大記得桂林祖居燕懷堂了,甚至也常常糊塗地不知眼下身在何處,但是對北京寓所四印宅的點點滴滴記得倒還清楚。向我講述的往事,樁樁件件都帶著北京的烙印。在爺爺離世前的最後幾年,我天天陪伴著爺爺,在講故事
聽故事的互動中,爺爺把他對北京的牽掛,放進了我的心裡。圍繞著北京,爺爺講他的生母畢夫人,講他和他的四個兄弟,講他的私塾老師李髯,講他的清華同窗表弟
張健伯,講他放風箏抖空竹養信鴿鬥蟋蟀逛天橋,對了,天橋那兒一練攤老頭兒的絕招,是讓屎殼郎拖著洋火盒表演車技,小小屎殼郎,大大火柴盒,超出了那時候我所具備的想象力,的確有意思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