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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作者：陳徒手
一九六○年初秋，在張家口農科所勞動兩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單位作了如下鑒定意見：「（汪）有決心放棄反動立場，自覺向人民低頭認罪，思想上基本解決問題，表現心服口服。」北京的原單位民間文藝研究會沒有回收之意，汪曾祺在等待一年的無奈情況下，給西南聯大老同學、北京京劇團藝術室主任楊毓珉寫信。
現年八十歲、剛做完胃癌手術的楊毓珉至今還清晰記得當時的情景：
那時他信中告我已摘帽，我就想把他弄回來。跟團里一說，黨委書記薛恩厚、副團長蕭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長孫房山是個戲迷，業餘喜歡寫京劇本。他知道汪曾祺，就一口答應下來，曾祺就這樣到團里當了專職編劇。（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採訪）
老作家林斤瀾介紹說，老舍等北京文化界一些人士都關心過汪曾祺調動之事。
一九六三年他開始參與改編滬劇《蘆盪火種》，由此揭開了他與樣板戲、與江青十多年的恩怨與糾葛，構成他一生寫作中最奇異、最複雜、最微妙的特殊時期。
當時的北京京劇團副團長蕭甲講述道：
為了趕一九六四年現代戲匯演，團里迅速充實創作力量。改《蘆盪火種》第一稿時，汪曾祺、楊毓珉和我住在頤和園裡，記得當時已結冰，遊人很少，我們伙食吃得不錯。許多環境描寫、生活描寫從滬劇來的，改動不小，但相當粗糙。江青看了以後，讓她的警衛參謀打電話來不讓再演。彭真等領導認為不妨演幾場，在報上做了廣告，但最後還得聽江青的。這齣戲在藝術上無可非議，就是因為趕任務，以精品來要求還是有差距的。
我們又到了文化局廣渠門招待所改劇本，薛恩厚工資高，老請我們吃涮羊肉。這次劇本改出來效果不錯，大家出主意，分頭寫，最後由汪曾祺統稿。滬劇本有兩個茶館戲，我們添了一場，變成三個茶館戲，後來被江青否定了。
汪曾祺才氣逼人，涉獵面很廣。他看的東西多，屋裡凳子上全是書。當時他比較謹慎、謙虛，據說解放初時是比較傲的。江青比較欣賞他，到上海去，她問，「作者幹嗎的？」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浜》的一場戲，汪寫了一段新唱詞，江青看后親自打電話來，「這段唱詞寫得挺好，但不太合適，就不要用了。」
趙燕俠發牢騷，「練了半天不用了，練了幹嗎？」而汪曾祺依舊那麼兢兢業業，在階級鬥爭高度壓力下，他過得很本份。談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採訪）
據汪曾祺一九七八年寫的材料，在上海修改劇本期間江青曾問汪什麼文化程度、多大歲數。《沙家浜》定稿時，江青坐下來就問：「汪曾祺同志，聽說你對我有意見？」汪說：「沒有。」江青「嗯」了一聲說：「哦，沒有。」江青對此事始終耿耿於懷，她曾與蕭甲說過：「汪曾祺懂得一些聲韻，但寫了一些陳詞濫調，我改了，他不高興。」直到一九六八年冬天，飾演刁德一的馬長禮傳達江青指示時，還有這麼一條：「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詞，他對我有意見。」
楊毓珉說：「江青曾調汪的檔案看，第二天就有了指示，此人控制使用。」汪曾祺心裡明白，自己在政治上有「前科」，地主家庭出身，有一段歷史問題，一九五八年打成右派。蕭甲也表示：「江青說過『控制使用』這句話，在領導範圍內說過，積極分子都知道，文革中全抖了出來。」京劇團創作室老同事梁清濂回憶道：
江青批了「控制使用」，是我事後告訴汪的，他老兄在飯桌上汗如雨下，不說話，臉都白了。當時不是夏天，他出了這麼多汗，自己後來解釋說，「反右時挨整得了毛病，一緊張就出汗，生理上有反應。」
他覺得江青這個女人不尋常，說不定何處就碰上事。那幾年他戰戰兢兢，不能犯錯誤，就像一個大動物似的苦熬著，累了、時間長了也就麻木了……。（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採訪）
楊毓珉認為：「汪當時確實不能再犯錯誤，因為誰也不知江青的控制分寸。」
「江青對汪曾祺是防範的。」當時與汪同在創作組的閻肅也談及這個問題：「為了改編《紅岩》，江青告我，『從京劇團找一個人跟你合作……』我說，『一定跟這個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糾正說：『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賞識他，但又不放心。」（一九九八年七月七日採訪）
有一回，江曾祺傷感地對劇團書記薛恩厚說：「我現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說了，我是控制使用。」想不到薛回答：「我也和你一樣，她不信任我。」汪後來曾形容，江青稍發脾氣，薛恩厚就汗出如漿，輾轉反側。一九六五年五月，江青在上海反而這樣說薛：「老薛，怕什麼！回家種地也是革命。」江青對汪曾祺的寫作才能印象頗深：
對《沙家浜》的定稿，江青滿意。在討論第二場時，姚文元提出：「江青××為了這場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幾句好一點的詞句形容一下。」江青叫我想兩句，我當場就想了兩句，她當時表示很讚賞。（摘自一九七八年四月汪曾祺《我的檢查》）
歷經幾年文革風雨，一九七二年四月決定北京京劇團排練《草原烽火》時，還是江青一錘定音：「寫詞也有人，叫汪曾祺寫。」可見江青對汪曾祺手中那支筆的看重，正因為如此，汪曾祺在文革中很快就從「牛棚」解放出來，重新參加樣板戲創作組。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早晨，軍代表李英儒找我和薛恩厚到後院會議室去談話，對我說，「準備解放你，但是你那個《小翠》還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我說，「那你解放我幹什麼？」李說，「我們知道，你是個很不馴服的人……你去準備一下，做一個檢查。」
快到中午的時候，李英儒又找我，說，「不要檢查了，你上去表一個態。」等群眾到了禮堂，他又說，「只要三分鐘。」我當時很激動，不知道說什麼好，大概說了這樣幾句，「我是有錯誤的，如果江青××還允許我在革命現代戲上貢獻一點力量，我願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表態之後，就發給我一張票，讓我當晚看《山城旭日》，不一會兒又將原票收回，換了一張請柬。又過了一些時候，李英儒找我，說讓我和閻肅坐在江青旁邊，陪她看戲。開演前半小時，李又說，「陪江青××看戲，這是個很大的榮譽，這個榮譽給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該說的話不要說。」（摘自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汪曾祺《關於我的「解放」和上天安門》）
汪曾祺形容自己當時如在夢中，心情很激動。江青來看戲時並沒有問到「解放」之事，幕間休息，她對汪曾祺說了一句觀后感：「不好吧？但是總比帝王將相戲好！」
後來，汪曾祺真實地談到自己內心的想法：「她『解放』了我，我當時是很感恩的，我的這種感恩思想延續了很長時間。我對江青，最初只是覺得她說話有流氓氣，張嘴就是『老子』，另外突出地感覺她思想破碎，缺乏邏輯，有時簡直語無倫次，再就是非常喜歡吹噓自己。這個人喜怒無常，隨時可以翻臉，這一點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對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誠惶誠恐。」（ 摘自一九七七年五月六日汪曾祺《我和江青、于會泳的關係》）
按當時慣例，《紅旗》雜誌要發表各個樣板戲的定稿本。一九七○年五月十五日，江青找汪曾祺他們討論《沙家浜》，以便定稿發表。江青說哪句要改，汪即根據她的意見及時修改，直到江青認可為止。全劇通讀修改完畢，江青深感滿意，汪曾祺也認為自己「應對得比較敏捷」。沒想到，五月十九日晚十時半，江青的秘書忽然打電話到京劇團，通知汪曾祺第二天上天安門，原訂團里參加「五二○」群眾大會的只有譚元壽、馬長禮、洪雪飛三位主要演員。那天，汪正在為《紅旗》趕寫《沙家浜》的文章，他跟軍代表田廣文說：「那文章怎麼辦？能不能叫楊毓珉去。」田廣文說：「什麼事先都放下，這件事別人怎麼能代替。」
第二天天亮，汪曾祺他們先在一個招待所集中，然後登上天安門城樓的西側。這天，江青沒有出席大會。《人民日報》刊出消息，在幾百人出席的名單中出現了汪曾祺的名字。老作家林斤瀾當時正關在牛棚里，看到報紙一陣驚喜。十幾年後他笑著告訴汪曾祺：「我看你上天安門，還等你來救我了。」
汪曾祺那時有了受寵若驚的知遇之感。他的兒子汪朗提到一件事情：「那時在長影拍《沙家浜》，劇團的人大都在長春。有一次江青要開會，特意說如果汪曾祺在長春，要派專機接回北京。其實當時他還在北京。」汪朗表示，父親是一個摘帽右派，文革中沒有打入十八層地獄，這與江青對他的看重很有關係。而且父親覺得江青懂得一些京劇，對唱詞好壞有鑒別力。
江青對樣板戲劇團「關懷」備至，對辦公、劇目、演出、生活待遇等諸多方面一一過問。有一次，馬長禮告訴江青，現在劇團在後台辦公不方便，房間窄小。江青問：「你說哪有好的？」馬長禮說，工人俱樂部旁邊有一座小樓。事後江青一句話，把那座小樓撥給北京京劇團。江青嫌原來飾演十八位新四軍傷病員的演員歲數過大，稱他們為「鬍子兵」，就調換來戲校年輕學生，表示這群傷病員的戲要整齊。在討論蘆葦盪一場戲時，江青忽然想出一句台詞：「敵人的汽艇過來了。」以此來烘托氣氛。這一切給汪曾祺留下很深印象，他認為江青在當時高層領導人中比較懂戲，對京戲比較內行，而且提供了當時算是優越的工作條件。文革前，江青曾向劇團主創人員贈送《毛選》。送給汪曾祺時，江青在扉頁上寫了「贈汪曾祺同志，江青」幾個字，江青寫字很有力。粉碎「四人幫」后，汪曾祺的夫人把江青題寫的扉頁撕碎了。據說，這一套《毛選》非常難得，只印了兩千冊，是毛澤東、江青自留或贈人的。汪曾祺得到一套，當時備感珍惜，心存一份感動。
身為劇團負責人、《沙家浜》的導演，事隔三十多年，蕭甲認為對過去日子應持客觀態度：
誰都得按當時的氣氛生活，江青是那個地位，我們都得尊重她。江青一邊看戲，我一邊記錄，不能說她全不懂。如果她事後單獨談，那就表明她經過了思考。有時她說話就比較隨意，她說，「柳樹呆板，太大了。」我們改了，她又說，「我跟你們說了，怎麼弄成這樣？」如果弄得不太好，她還會覺得你跟她搗亂。有一次，演員們不太同意江青的意見，我說，「別爭了，這是江青的生死簿。」還有一次，江青說：「看《紅燈記》就落淚。」我在背後說：「這不好，這會損壽。」有人彙報上去，江青說：「咒我早死。」市委很緊張，就讓我在黨內檢討。我說，沒惡意，只是詼諧。
上天安門，是江青說了算。當時江青確實是想拉汪曾祺一把，她每次看到汪都很客氣。汪曾祺覺得意外，但沒有拍馬屁，而是老老實實地寫東西。他在團里挺有人緣，主要演員都看得起他，他在劇作上很有貢獻。（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採訪）
汪曾祺是個嚴謹認真的性情中人，他把江青歷次對《沙家浜》的指示製成卡片，供導演和演員參考。在第一屆全國樣板戲交流會上，他奉命二次到大會上做過有關《沙家浜》的報告。有一次在團里傳達江青接見的情況，他在最後情不自禁地建議喊三聲「烏拉」，以示慶賀。汪曾祺後來告訴林斤瀾，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翹著二郎腿、抽煙的人，江青誰都可以訓斥，就是沒有訓過他。
汪曾祺以後反省時，也感到自己那時也陷入狂熱和迷信的地步：
我對江青操心京劇革命留下深刻印象，她說她身體不好，出來散步，帶一個馬扎，走幾步，休息一下。她說一直在考慮北京京劇團的劇目，說她身邊沒有人，只好跟護士說，「北京京劇團今年沒有一個戲，全團同志會很難過的。」我為她的裝腔作態所迷惑，心裡很感動。（摘自一九七八年四月汪曾祺《我的檢查》）
他曾先後為《沙家浜》寫過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披荊斬棘，推陳出新》刊登在一九七○年二月八日《人民日報》，動筆前領導指示要突出宣傳江青在樣板戲中的功績，一切功勞歸功於江青。一位領導還叮囑道：「千萬不要記錯了賬。」汪曾祺在文中注意用小細節去披露江青的一些想法，如「我們最近根據江青同志的指示，在開打中，讓郭建光和黑田開打，最後把黑田踩在腳下」、「江青同志曾經指出，應當是有主角的英雄群像」、「江青同志要求在關鍵的地方，小節骨眼上，不放過」，等等。
汪曾祺對於當時的一個場景一直難以忘懷：
在康平橋張春橋那個辦事處，江青來回溜達著，聲色俱厲地說，「叫老子在這裡試驗，老子就在這裡試驗。不叫老子在這裡試驗，老子到別處試驗！」當時我和閻肅面面相覷，薛恩厚滿頭大汗，李琪一言不發。回到招待所，薛還是滿面通紅，汗出不止，李琪說，「你就愛出汗」。（摘自一九七八年五月汪曾祺《關於紅岩》）
江青有一次指示道，到四川體驗生活，要坐坐牢。於是，大家集體關進渣滓洞一星期。閻肅描述道：「十幾個人睡在稻草上，不準說話。我是被反銬的，馬上感覺到失去自由的滋味。由羅廣斌、楊益言指揮，像受刑、開追悼大會，都搞得很逼真。」楊毓珉說：「我們戴上鐐銬，每天吃兩個窩窩頭，一碗白開水。把我和薛恩厚拖出去槍斃，真放槍，裡面的人喊『共產黨萬歲』，痛哭流涕，而我們已回招待所睡覺。後來上華山夜行軍，伸手不見五指，一個人抓前一個人的衣服前進，第二天天亮一看嚇壞了，旁邊均是萬丈深淵。」
接著，江青又授意改編《草原烽火》，汪曾祺、楊毓珉、閻肅他們又在草原上奔波兩個月，一輛吉普車的玻璃全震碎了。回來彙報說，日本人沒進過草原，只是大青山游擊隊進草原躲避掃蕩，發動牧民鬥爭王爺不符實際。于會泳卻說：「那就更好了，海闊天空，你們去想啊！」
「很早就聽曾祺講述這個故事，幾次聽他在會上講。既把它當做笑話，也看作是悲劇。」是汪多年好友的林斤瀾談及此事，不由長嘆一聲。
楊毓珉介紹說，《杜鵑山》第二、六、八場是汪曾祺執筆寫的，全劇寫完后又出了一段故事：
江青一開始就說，可以撇開話劇，可以杜撰。江青看《杜鵑山》韻白很好，高興之下又要我們把《沙家浜》的台詞也改成韻白。我們費勁費大了，真寫出來了，江青來電話說，算了，別動了。（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採訪）
在寫《杜鵑山》雷剛犯了錯誤還被信任的台詞時，汪曾祺聯想到自己的際遇，一時動了感情。他對別人說：「你們沒有犯過錯誤，很難體會這樣的感情。」
七十年代初擔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劉慶棠回憶說：
北京京劇團有一批有才幹的人，汪曾祺是突出的，他在《杜鵑山》的創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于會泳跟我說過，汪很有才華，應該很好發揮他的這種才幹。（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採訪）
一九七三年後，江青與張永枚、浩然等作家有了更多的聯繫，于會泳又培植自己的嫡系隊伍，汪曾祺與他們的關係相對疏遠一些。一九七四年七月，于會泳通知汪參與《新三字經》修改，此書將作為小靳庄貧下中農編的批林批孔讀物，汪只寫了其中幾句話：「孔復禮，林復辟，兩千年，一齣戲。」一九七六年二月，于會泳又要把電影《決裂》改成京劇，他提出敢不敢把走資派的級別寫得高一點，並表示如果樣板戲不注意質量，就有可能被人攻倒。後來於對《決裂》綵排不滿意，批評說像是一根繩上掛了許多茶碗。汪曾祺他們想不出辦法，只好每人讀有關「三自一包」的材料。十月十一日開會，原訂彙報各自的設想，可是誰也沒有說什麼，因為暗地裡已經知道「四人幫」垮台了。
我在慶祝粉碎「四人幫」的遊行中覺得心情非常舒暢，我曾說，「哪次運動都可能搞上我，這次運動跟我沒有關係。」我當時很興奮，很活躍，也很衝動。我寫標語，寫大字報，對運動發表自己看法，參加各種座談會，還寫了一些作品，在團內張貼，向報社投稿，送到劇團希望人家朗誦、演出。
我覺得和江青只是工作關係，我沒整過、害過人。我還說江青在《沙家浜》初期還沒有結成「四人幫」，還沒有反黨篡權的野心，並表示這段問題搞起來要慎重。（摘自一九七八年九月汪曾祺《綜合檢查》）
一九七七年四月，團內給汪曾祺貼了第一批大字報。五月，汪曾祺在創作組做過一次檢查。八月，勒令再做一次深刻檢查。當時文化部長黃鎮認為，文藝界清查不徹底，高壓鍋做夾生飯，火候不夠，要採取非常手段。很快，汪曾祺被當眾宣布為重點審查對象，一掛就是兩年。
當時上面認為江青還有第二套應變班子，老頭成了懷疑對象。老頭天真，別人覺得他日子過得風光，他覺得受苦受累大了，別人對他的認識與他的自我認識有很大反差。把他掛起來，他接受不了，跳得挺厲害，在家裡發脾氣，喝酒，罵人，要把手指剁下來證明自己清白無辜。天天晚上亂塗亂抹，畫八大山人的老鷹、怪鳥、題上字，「八大山人無此霸悍。」
我感到，他的思想深處跟文革不合拍，不認同。在創作上痛苦不堪，他是從這個角度認識四人幫的。在大環境中若即若離，沒有成為被政治塑造的變形人。那時他給老同學朱德熙寫信，從不寫樣板戲如何如何，最多只寫「我等首長看戲，回不了家」，一直保持日常生活的情趣。（兒子汪朗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口述）
那時他寫了不少反駁材料，不同意人家寫的結論。人家讓他簽字，他逐條辯駁。他被單獨審查一陣，讓回家，但不讓串連。從上面來了一批老幹部，整得厲害。他不懂政治，在四人幫倒之前，卻沒少傳小道消息，把我們嚇死了。《紅都女皇》之事就是他告訴我的，說，「出事了，毛主席批了……」很高興，手舞足蹈。
後來有一陣審查鬆懈，無人管理。剛好曹禺《王昭君》發表，閑來消遣，汪曾祺把它改成崑劇，我改成京劇。那時他已開始收集《漢武帝》的資料，自己做卡片，想分析漢武帝的人格。後來體力不行，住房太小，沒有條件寫下去。
我們勸他搞小說，他說，「我沒有生活，寫不出來。」實際那時已在打小說腹稿，還找出四七年寫的小說給我們看，讓我們說歸什麼類。
他說，樣板戲十年磨一戲，很精緻。但主題先行，極左思潮影響下出了一批高大全人物，那不叫藝術。有些唱段可能會流行。王蒙、鄧友梅說不能聽樣板戲，老夫子很同情，覺得是這麼回事，對他們能理解。（老同事梁清濂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口述）
京劇團創作室老同事袁韻宜記得那時見到汪曾祺進出辦公室，總是低頭進低頭出，見到熟人說：「我又挨整了。」《杜鵑山》導演張濱江說：「他有時一言不發，眼神悲凄，心裡有事。」最後審查的結果是不了了之。汪曾祺被迫寫了將近十幾萬字的交待材料，成為他十年樣板戲創作的副產品。
後來不少朋友勸汪離開京劇團這塊傷心之地，甚至有一次胡喬木當場找了一張煙捲紙，上面寫了「汪曾祺到作協」幾個字。汪還是沒有離開，他覺得京劇團自由、鬆散，反而不像外界有的單位那麼複雜。
在那段苦悶的日子，《受戒》、《大淖記事》已經開始謀篇成形。張濱江曾聽他講過《受戒》中的故事，梁清濂讀了《受戒》初稿后，驚訝地說，小說還能這麼寫？她給楊毓珉看：「我不懂，你看能發表嗎？」楊毓珉在一次會上介紹《受戒》的內容，引起在場的《北京文學》編輯部負責人李清泉注意，就沿著線索索取《受戒》發表。
林斤瀾說到另一名作《異秉》的發表經過：
汪曾祺當時跟文學界脫離，狀態很懶。我說，把《異秉》交給我轉寄吧。《雨花》的葉至誠、高曉聲看后覺得很好，說江蘇還有這麼好的作家。但是兩三個月沒發出來，我寫信問，葉至誠說，「我們也講民主，《異秉》在小組通不過。組長說，我們要發這樣的小說，就好像我們沒有小說可發了。」後來高、葉一定要發，高曉聲還特意寫了編者按。汪很欣賞編者按，認為他懂。（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採訪）
以後汪曾祺在小說創作上一發不可收拾，聲名遠揚。閻肅看了他的新作，打電話誇獎，汪哈哈大笑：「巧思而已，巧思而已。」閻肅有感而發：「汪曾祺這個人沒有城府，從裡到外都比較純，甚至沒有多少防人之心。」他憶起文革中在上海寫劇本時，與汪曾祺在街頭小店喝黃酒長聊的情景：「我們不敢議論江青，也不提那該死的劇本，就是聊家鄉的事、讀過的好書及早年看過的好萊塢電影明星，有一種窮人的樂趣。」
汪曾祺一生都瀰漫著楊毓珉他們所說的書生氣、士大夫氣，成敗俱在於此。一九五八年補劃為右派的罪證是汪所寫的鳴放小字報《惶惑》，結尾如此寫道：「我愛我的國家，並且也愛黨，否則我就會坐到樹下去抽煙，去看天上的雲。」其中有一句最令領導們憎惡：「我願意是個瘋子，可以不感覺自己的痛苦。」這句話使他切切實實地付出痛苦的代價。後來他對人說，戴著右派帽子在農村勞動時心裡很慘，唯一樂事就是給六歲兒子汪朗用拼音寫信，我不會拼音，逼著我學著用拼音給兒子回信。
兒子長大了。目睹父親十年文革波折，他一次次地勸慰情緒起伏很大的父親。兒子說，你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跟江青又沒有什麼一致的思想認識，就是有點知遇之恩。兒子說了很多，父親想了想，總是說：「對！對！」汪曾祺後來愛說：「多年父子成兄弟。」
一切又歸於平淡，平淡如澈。
感謝北京京劇團老幹部處對作者採訪工作的大力支持。
作者：陳徒手
一九六○年初秋，在張家口農科所勞動兩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單位作了如下鑒定意見：「（汪）有決心放棄反動立場，自覺向人民低頭認罪，思想上基本解決問題，表現心服口服。」北京的原單位民間文藝研究會沒有回收之意，汪曾祺在等待一年的無奈情況下，給西南聯大老同學、北京京劇團藝術室主任楊毓珉寫信。
現年八十歲、剛做完胃癌手術的楊毓珉至今還清晰記得當時的情景：
那時他信中告我已摘帽，我就想把他弄回來。跟團里一說，黨委書記薛恩厚、副團長蕭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長孫房山是個戲迷，業餘喜歡寫京劇本。他知道汪曾祺，就一口答應下來，曾祺就這樣到團里當了專職編劇。（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採訪）
老作家林斤瀾介紹說，老舍等北京文化界一些人士都關心過汪曾祺調動之事。
一九六三年他開始參與改編滬劇《蘆盪火種》，由此揭開了他與樣板戲、與江青十多年的恩怨與糾葛，構成他一生寫作中最奇異、最複雜、最微妙的特殊時期。
當時的北京京劇團副團長蕭甲講述道：
為了趕一九六四年現代戲匯演，團里迅速充實創作力量。改《蘆盪火種》第一稿時，汪曾祺、楊毓珉和我住在頤和園裡，記得當時已結冰，遊人很少，我們伙食吃得不錯。許多環境描寫、生活描寫從滬劇來的，改動不小，但相當粗糙。江青看了以後，讓她的警衛參謀打電話來不讓再演。彭真等領導認為不妨演幾場，在報上做了廣告，但最後還得聽江青的。這齣戲在藝術上無可非議，就是因為趕任務，以精品來要求還是有差距的。
我們又到了文化局廣渠門招待所改劇本，薛恩厚工資高，老請我們吃涮羊肉。這次劇本改出來效果不錯，大家出主意，分頭寫，最後由汪曾祺統稿。滬劇本有兩個茶館戲，我們添了一場，變成三個茶館戲，後來被江青否定了。
汪曾祺才氣逼人，涉獵面很廣。他看的東西多，屋裡凳子上全是書。當時他比較謹慎、謙虛，據說解放初時是比較傲的。江青比較欣賞他，到上海去，她問，「作者幹嗎的？」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浜》的一場戲，汪寫了一段新唱詞，江青看后親自打電話來，「這段唱詞寫得挺好，但不太合適，就不要用了。」
趙燕俠發牢騷，「練了半天不用了，練了幹嗎？」而汪曾祺依舊那麼兢兢業業，在階級鬥爭高度壓力下，他過得很本份。談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採訪）
據汪曾祺一九七八年寫的材料，在上海修改劇本期間江青曾問汪什麼文化程度、多大歲數。《沙家浜》定稿時，江青坐下來就問：「汪曾祺同志，聽說你對我有意見？」汪說：「沒有。」江青「嗯」了一聲說：「哦，沒有。」江青對此事始終耿耿於懷，她曾與蕭甲說過：「汪曾祺懂得一些聲韻，但寫了一些陳詞濫調，我改了，他不高興。」直到一九六八年冬天，飾演刁德一的馬長禮傳達江青指示時，還有這麼一條：「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詞，他對我有意見。」
楊毓珉說：「江青曾調汪的檔案看，第二天就有了指示，此人控制使用。」汪曾祺心裡明白，自己在政治上有「前科」，地主家庭出身，有一段歷史問題，一九五八年打成右派。蕭甲也表示：「江青說過『控制使用』這句話，在領導範圍內說過，積極分子都知道，文革中全抖了出來。」京劇團創作室老同事梁清濂回憶道：
江青批了「控制使用」，是我事後告訴汪的，他老兄在飯桌上汗如雨下，不說話，臉都白了。當時不是夏天，他出了這麼多汗，自己後來解釋說，「反右時挨整得了毛病，一緊張就出汗，生理上有反應。」
他覺得江青這個女人不尋常，說不定何處就碰上事。那幾年他戰戰兢兢，不能犯錯誤，就像一個大動物似的苦熬著，累了、時間長了也就麻木了……。（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採訪）
楊毓珉認為：「汪當時確實不能再犯錯誤，因為誰也不知江青的控制分寸。」
「江青對汪曾祺是防範的。」當時與汪同在創作組的閻肅也談及這個問題：「為了改編《紅岩》，江青告我，『從京劇團找一個人跟你合作……』我說，『一定跟這個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糾正說：『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賞識他，但又不放心。」（一九九八年七月七日採訪）
有一回，江曾祺傷感地對劇團書記薛恩厚說：「我現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說了，我是控制使用。」想不到薛回答：「我也和你一樣，她不信任我。」汪後來曾形容，江青稍發脾氣，薛恩厚就汗出如漿，輾轉反側。一九六五年五月，江青在上海反而這樣說薛：「老薛，怕什麼！回家種地也是革命。」江青對汪曾祺的寫作才能印象頗深：
對《沙家浜》的定稿，江青滿意。在討論第二場時，姚文元提出：「江青××為了這場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幾句好一點的詞句形容一下。」江青叫我想兩句，我當場就想了兩句，她當時表示很讚賞。（摘自一九七八年四月汪曾祺《我的檢查》）
歷經幾年文革風雨，一九七二年四月決定北京京劇團排練《草原烽火》時，還是江青一錘定音：「寫詞也有人，叫汪曾祺寫。」可見江青對汪曾祺手中那支筆的看重，正因為如此，汪曾祺在文革中很快就從「牛棚」解放出來，重新參加樣板戲創作組。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早晨，軍代表李英儒找我和薛恩厚到後院會議室去談話，對我說，「準備解放你，但是你那個《小翠》還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我說，「那你解放我幹什麼？」李說，「我們知道，你是個很不馴服的人……你去準備一下，做一個檢查。」
快到中午的時候，李英儒又找我，說，「不要檢查了，你上去表一個態。」等群眾到了禮堂，他又說，「只要三分鐘。」我當時很激動，不知道說什麼好，大概說了這樣幾句，「我是有錯誤的，如果江青××還允許我在革命現代戲上貢獻一點力量，我願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表態之後，就發給我一張票，讓我當晚看《山城旭日》，不一會兒又將原票收回，換了一張請柬。又過了一些時候，李英儒找我，說讓我和閻肅坐在江青旁邊，陪她看戲。開演前半小時，李又說，「陪江青××看戲，這是個很大的榮譽，這個榮譽給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該說的話不要說。」（摘自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汪曾祺《關於我的「解放」和上天安門》）
汪曾祺形容自己當時如在夢中，心情很激動。江青來看戲時並沒有問到「解放」之事，幕間休息，她對汪曾祺說了一句觀后感：「不好吧？但是總比帝王將相戲好！」
後來，汪曾祺真實地談到自己內心的想法：「她『解放』了我，我當時是很感恩的，我的這種感恩思想延續了很長時間。我對江青，最初只是覺得她說話有流氓氣，張嘴就是『老子』，另外突出地感覺她思想破碎，缺乏邏輯，有時簡直語無倫次，再就是非常喜歡吹噓自己。這個人喜怒無常，隨時可以翻臉，這一點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對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誠惶誠恐。」（ 摘自一九七七年五月六日汪曾祺《我和江青、于會泳的關係》）
按當時慣例，《紅旗》雜誌要發表各個樣板戲的定稿本。一九七○年五月十五日，江青找汪曾祺他們討論《沙家浜》，以便定稿發表。江青說哪句要改，汪即根據她的意見及時修改，直到江青認可為止。全劇通讀修改完畢，江青深感滿意，汪曾祺也認為自己「應對得比較敏捷」。沒想到，五月十九日晚十時半，江青的秘書忽然打電話到京劇團，通知汪曾祺第二天上天安門，原訂團里參加「五二○」群眾大會的只有譚元壽、馬長禮、洪雪飛三位主要演員。那天，汪正在為《紅旗》趕寫《沙家浜》的文章，他跟軍代表田廣文說：「那文章怎麼辦？能不能叫楊毓珉去。」田廣文說：「什麼事先都放下，這件事別人怎麼能代替。」
第二天天亮，汪曾祺他們先在一個招待所集中，然後登上天安門城樓的西側。這天，江青沒有出席大會。《人民日報》刊出消息，在幾百人出席的名單中出現了汪曾祺的名字。老作家林斤瀾當時正關在牛棚里，看到報紙一陣驚喜。十幾年後他笑著告訴汪曾祺：「我看你上天安門，還等你來救我了。」
汪曾祺那時有了受寵若驚的知遇之感。他的兒子汪朗提到一件事情：「那時在長影拍《沙家浜》，劇團的人大都在長春。有一次江青要開會，特意說如果汪曾祺在長春，要派專機接回北京。其實當時他還在北京。」汪朗表示，父親是一個摘帽右派，文革中沒有打入十八層地獄，這與江青對他的看重很有關係。而且父親覺得江青懂得一些京劇，對唱詞好壞有鑒別力。
江青對樣板戲劇團「關懷」備至，對辦公、劇目、演出、生活待遇等諸多方面一一過問。有一次，馬長禮告訴江青，現在劇團在後台辦公不方便，房間窄小。江青問：「你說哪有好的？」馬長禮說，工人俱樂部旁邊有一座小樓。事後江青一句話，把那座小樓撥給北京京劇團。江青嫌原來飾演十八位新四軍傷病員的演員歲數過大，稱他們為「鬍子兵」，就調換來戲校年輕學生，表示這群傷病員的戲要整齊。在討論蘆葦盪一場戲時，江青忽然想出一句台詞：「敵人的汽艇過來了。」以此來烘托氣氛。這一切給汪曾祺留下很深印象，他認為江青在當時高層領導人中比較懂戲，對京戲比較內行，而且提供了當時算是優越的工作條件。文革前，江青曾向劇團主創人員贈送《毛選》。送給汪曾祺時，江青在扉頁上寫了「贈汪曾祺同志，江青」幾個字，江青寫字很有力。粉碎「四人幫」后，汪曾祺的夫人把江青題寫的扉頁撕碎了。據說，這一套《毛選》非常難得，只印了兩千冊，是毛澤東、江青自留或贈人的。汪曾祺得到一套，當時備感珍惜，心存一份感動。
身為劇團負責人、《沙家浜》的導演，事隔三十多年，蕭甲認為對過去日子應持客觀態度：
誰都得按當時的氣氛生活，江青是那個地位，我們都得尊重她。江青一邊看戲，我一邊記錄，不能說她全不懂。如果她事後單獨談，那就表明她經過了思考。有時她說話就比較隨意，她說，「柳樹呆板，太大了。」我們改了，她又說，「我跟你們說了，怎麼弄成這樣？」如果弄得不太好，她還會覺得你跟她搗亂。有一次，演員們不太同意江青的意見，我說，「別爭了，這是江青的生死簿。」還有一次，江青說：「看《紅燈記》就落淚。」我在背後說：「這不好，這會損壽。」有人彙報上去，江青說：「咒我早死。」市委很緊張，就讓我在黨內檢討。我說，沒惡意，只是詼諧。
上天安門，是江青說了算。當時江青確實是想拉汪曾祺一把，她每次看到汪都很客氣。汪曾祺覺得意外，但沒有拍馬屁，而是老老實實地寫東西。他在團里挺有人緣，主要演員都看得起他，他在劇作上很有貢獻。（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採訪）
汪曾祺是個嚴謹認真的性情中人，他把江青歷次對《沙家浜》的指示製成卡片，供導演和演員參考。在第一屆全國樣板戲交流會上，他奉命二次到大會上做過有關《沙家浜》的報告。有一次在團里傳達江青接見的情況，他在最後情不自禁地建議喊三聲「烏拉」，以示慶賀。汪曾祺後來告訴林斤瀾，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翹著二郎腿、抽煙的人，江青誰都可以訓斥，就是沒有訓過他。
汪曾祺以後反省時，也感到自己那時也陷入狂熱和迷信的地步：
我對江青操心京劇革命留下深刻印象，她說她身體不好，出來散步，帶一個馬扎，走幾步，休息一下。她說一直在考慮北京京劇團的劇目，說她身邊沒有人，只好跟護士說，「北京京劇團今年沒有一個戲，全團同志會很難過的。」我為她的裝腔作態所迷惑，心裡很感動。（摘自一九七八年四月汪曾祺《我的檢查》）
他曾先後為《沙家浜》寫過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披荊斬棘，推陳出新》刊登在一九七○年二月八日《人民日報》，動筆前領導指示要突出宣傳江青在樣板戲中的功績，一切功勞歸功於江青。一位領導還叮囑道：「千萬不要記錯了賬。」汪曾祺在文中注意用小細節去披露江青的一些想法，如「我們最近根據江青同志的指示，在開打中，讓郭建光和黑田開打，最後把黑田踩在腳下」、「江青同志曾經指出，應當是有主角的英雄群像」、「江青同志要求在關鍵的地方，小節骨眼上，不放過」，等等。
汪曾祺對於當時的一個場景一直難以忘懷：
在康平橋張春橋那個辦事處，江青來回溜達著，聲色俱厲地說，「叫老子在這裡試驗，老子就在這裡試驗。不叫老子在這裡試驗，老子到別處試驗！」當時我和閻肅面面相覷，薛恩厚滿頭大汗，李琪一言不發。回到招待所，薛還是滿面通紅，汗出不止，李琪說，「你就愛出汗」。（摘自一九七八年五月汪曾祺《關於紅岩》）
江青有一次指示道，到四川體驗生活，要坐坐牢。於是，大家集體關進渣滓洞一星期。閻肅描述道：「十幾個人睡在稻草上，不準說話。我是被反銬的，馬上感覺到失去自由的滋味。由羅廣斌、楊益言指揮，像受刑、開追悼大會，都搞得很逼真。」楊毓珉說：「我們戴上鐐銬，每天吃兩個窩窩頭，一碗白開水。把我和薛恩厚拖出去槍斃，真放槍，裡面的人喊『共產黨萬歲』，痛哭流涕，而我們已回招待所睡覺。後來上華山夜行軍，伸手不見五指，一個人抓前一個人的衣服前進，第二天天亮一看嚇壞了，旁邊均是萬丈深淵。」
接著，江青又授意改編《草原烽火》，汪曾祺、楊毓珉、閻肅他們又在草原上奔波兩個月，一輛吉普車的玻璃全震碎了。回來彙報說，日本人沒進過草原，只是大青山游擊隊進草原躲避掃蕩，發動牧民鬥爭王爺不符實際。于會泳卻說：「那就更好了，海闊天空，你們去想啊！」
「很早就聽曾祺講述這個故事，幾次聽他在會上講。既把它當做笑話，也看作是悲劇。」是汪多年好友的林斤瀾談及此事，不由長嘆一聲。
楊毓珉介紹說，《杜鵑山》第二、六、八場是汪曾祺執筆寫的，全劇寫完后又出了一段故事：
江青一開始就說，可以撇開話劇，可以杜撰。江青看《杜鵑山》韻白很好，高興之下又要我們把《沙家浜》的台詞也改成韻白。我們費勁費大了，真寫出來了，江青來電話說，算了，別動了。（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採訪）
在寫《杜鵑山》雷剛犯了錯誤還被信任的台詞時，汪曾祺聯想到自己的際遇，一時動了感情。他對別人說：「你們沒有犯過錯誤，很難體會這樣的感情。」
七十年代初擔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劉慶棠回憶說：
北京京劇團有一批有才幹的人，汪曾祺是突出的，他在《杜鵑山》的創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于會泳跟我說過，汪很有才華，應該很好發揮他的這種才幹。（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採訪）
一九七三年後，江青與張永枚、浩然等作家有了更多的聯繫，于會泳又培植自己的嫡系隊伍，汪曾祺與他們的關係相對疏遠一些。一九七四年七月，于會泳通知汪參與《新三字經》修改，此書將作為小靳庄貧下中農編的批林批孔讀物，汪只寫了其中幾句話：「孔復禮，林復辟，兩千年，一齣戲。」一九七六年二月，于會泳又要把電影《決裂》改成京劇，他提出敢不敢把走資派的級別寫得高一點，並表示如果樣板戲不注意質量，就有可能被人攻倒。後來於對《決裂》綵排不滿意，批評說像是一根繩上掛了許多茶碗。汪曾祺他們想不出辦法，只好每人讀有關「三自一包」的材料。十月十一日開會，原訂彙報各自的設想，可是誰也沒有說什麼，因為暗地裡已經知道「四人幫」垮台了。
我在慶祝粉碎「四人幫」的遊行中覺得心情非常舒暢，我曾說，「哪次運動都可能搞上我，這次運動跟我沒有關係。」我當時很興奮，很活躍，也很衝動。我寫標語，寫大字報，對運動發表自己看法，參加各種座談會，還寫了一些作品，在團內張貼，向報社投稿，送到劇團希望人家朗誦、演出。
我覺得和江青只是工作關係，我沒整過、害過人。我還說江青在《沙家浜》初期還沒有結成「四人幫」，還沒有反黨篡權的野心，並表示這段問題搞起來要慎重。（摘自一九七八年九月汪曾祺《綜合檢查》）
一九七七年四月，團內給汪曾祺貼了第一批大字報。五月，汪曾祺在創作組做過一次檢查。八月，勒令再做一次深刻檢查。當時文化部長黃鎮認為，文藝界清查不徹底，高壓鍋做夾生飯，火候不夠，要採取非常手段。很快，汪曾祺被當眾宣布為重點審查對象，一掛就是兩年。
當時上面認為江青還有第二套應變班子，老頭成了懷疑對象。老頭天真，別人覺得他日子過得風光，他覺得受苦受累大了，別人對他的認識與他的自我認識有很大反差。把他掛起來，他接受不了，跳得挺厲害，在家裡發脾氣，喝酒，罵人，要把手指剁下來證明自己清白無辜。天天晚上亂塗亂抹，畫八大山人的老鷹、怪鳥、題上字，「八大山人無此霸悍。」
我感到，他的思想深處跟文革不合拍，不認同。在創作上痛苦不堪，他是從這個角度認識四人幫的。在大環境中若即若離，沒有成為被政治塑造的變形人。那時他給老同學朱德熙寫信，從不寫樣板戲如何如何，最多只寫「我等首長看戲，回不了家」，一直保持日常生活的情趣。（兒子汪朗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口述）
那時他寫了不少反駁材料，不同意人家寫的結論。人家讓他簽字，他逐條辯駁。他被單獨審查一陣，讓回家，但不讓串連。從上面來了一批老幹部，整得厲害。他不懂政治，在四人幫倒之前，卻沒少傳小道消息，把我們嚇死了。《紅都女皇》之事就是他告訴我的，說，「出事了，毛主席批了……」很高興，手舞足蹈。
後來有一陣審查鬆懈，無人管理。剛好曹禺《王昭君》發表，閑來消遣，汪曾祺把它改成崑劇，我改成京劇。那時他已開始收集《漢武帝》的資料，自己做卡片，想分析漢武帝的人格。後來體力不行，住房太小，沒有條件寫下去。
我們勸他搞小說，他說，「我沒有生活，寫不出來。」實際那時已在打小說腹稿，還找出四七年寫的小說給我們看，讓我們說歸什麼類。
他說，樣板戲十年磨一戲，很精緻。但主題先行，極左思潮影響下出了一批高大全人物，那不叫藝術。有些唱段可能會流行。王蒙、鄧友梅說不能聽樣板戲，老夫子很同情，覺得是這麼回事，對他們能理解。（老同事梁清濂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口述）
京劇團創作室老同事袁韻宜記得那時見到汪曾祺進出辦公室，總是低頭進低頭出，見到熟人說：「我又挨整了。」《杜鵑山》導演張濱江說：「他有時一言不發，眼神悲凄，心裡有事。」最後審查的結果是不了了之。汪曾祺被迫寫了將近十幾萬字的交待材料，成為他十年樣板戲創作的副產品。
後來不少朋友勸汪離開京劇團這塊傷心之地，甚至有一次胡喬木當場找了一張煙捲紙，上面寫了「汪曾祺到作協」幾個字。汪還是沒有離開，他覺得京劇團自由、鬆散，反而不像外界有的單位那麼複雜。
在那段苦悶的日子，《受戒》、《大淖記事》已經開始謀篇成形。張濱江曾聽他講過《受戒》中的故事，梁清濂讀了《受戒》初稿后，驚訝地說，小說還能這麼寫？她給楊毓珉看：「我不懂，你看能發表嗎？」楊毓珉在一次會上介紹《受戒》的內容，引起在場的《北京文學》編輯部負責人李清泉注意，就沿著線索索取《受戒》發表。
林斤瀾說到另一名作《異秉》的發表經過：
汪曾祺當時跟文學界脫離，狀態很懶。我說，把《異秉》交給我轉寄吧。《雨花》的葉至誠、高曉聲看后覺得很好，說江蘇還有這麼好的作家。但是兩三個月沒發出來，我寫信問，葉至誠說，「我們也講民主，《異秉》在小組通不過。組長說，我們要發這樣的小說，就好像我們沒有小說可發了。」後來高、葉一定要發，高曉聲還特意寫了編者按。汪很欣賞編者按，認為他懂。（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採訪）
以後汪曾祺在小說創作上一發不可收拾，聲名遠揚。閻肅看了他的新作，打電話誇獎，汪哈哈大笑：「巧思而已，巧思而已。」閻肅有感而發：「汪曾祺這個人沒有城府，從裡到外都比較純，甚至沒有多少防人之心。」他憶起文革中在上海寫劇本時，與汪曾祺在街頭小店喝黃酒長聊的情景：「我們不敢議論江青，也不提那該死的劇本，就是聊家鄉的事、讀過的好書及早年看過的好萊塢電影明星，有一種窮人的樂趣。」
汪曾祺一生都瀰漫著楊毓珉他們所說的書生氣、士大夫氣，成敗俱在於此。一九五八年補劃為右派的罪證是汪所寫的鳴放小字報《惶惑》，結尾如此寫道：「我愛我的國家，並且也愛黨，否則我就會坐到樹下去抽煙，去看天上的雲。」其中有一句最令領導們憎惡：「我願意是個瘋子，可以不感覺自己的痛苦。」這句話使他切切實實地付出痛苦的代價。後來他對人說，戴著右派帽子在農村勞動時心裡很慘，唯一樂事就是給六歲兒子汪朗用拼音寫信，我不會拼音，逼著我學著用拼音給兒子回信。
兒子長大了。目睹父親十年文革波折，他一次次地勸慰情緒起伏很大的父親。兒子說，你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跟江青又沒有什麼一致的思想認識，就是有點知遇之恩。兒子說了很多，父親想了想，總是說：「對！對！」汪曾祺後來愛說：「多年父子成兄弟。」
一切又歸於平淡，平淡如澈。
感謝北京京劇團老幹部處對作者採訪工作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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