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六四,今又六四。八九年至今已經有二十四年了。
二十四年,可以使一個嬰孩發育成人,沉穩地跨入社會;可以讓不經事的少年少女,成為人父人母。曾經的莘莘學子,可能已然是棟樑之材;而當年有著青春兒女的母親父親們,則大多已經鬢生華髮了。
二十四年,三倍於中國八年抗戰,兩倍半於文革十年浩劫的時間,比中共為五萬多名右派摘帽平反還多了四年。
二十四年,中國由一個剛剛結束內亂,打開鐵幕,開始經濟改革的共產國家,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取得了令世人瞠目的經濟成就。
孔夫子曾經站在江邊感嘆時間流逝的無情:「逝者如斯夫!」 不過在中國,時間在不可阻擋的同時,卻彷彿又可以被凝固。
那場發生在二十四年前的晚間至凌晨,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附近的長安街和相鄰街道,以及市郊的造成幾百名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死亡的血腥屠殺,那場影響了幾百萬人命運的事件,卻一直被凍結在二十世紀的某一時刻,在中國的土地上被「遺忘」或被「忽略」了。所有的電台廣播報紙網路在八九之後,對六四事件都噤若寒蟬。任何人不得對六四遇難者公開發表悼念,或評論,違者嚴懲。今天國內的大學生,不知六四為何。
儘管不斷地有一些公知,像戴晴,主張雙方妥協,在海外呼籲調停; 還有當年著名的學運領袖,如柴玲,也伸出橄欖枝,表態寬恕,但是中共對這些根本就不理不睬。
也有不少愛國憤青公開高調為六四開槍辯護,贊之為穩定政局的必要手段。然而高層當事人及其子女,卻接二連三地撇清責任,唯恐和六四連在一起。
更多的人每年默默地紀念六四亡靈,和遇難者的親屬們一起,盼望著,等待著歷史做出公正判決的那一天。然而,一年又一年,中共首腦換了三屆,對六四卻始終無人敢於公開評論,更不允許百姓提及。
中共一直自誇有自我糾錯的能力。比如說全面否定文革,對中共歷史上的路線問題重新評價,平反「四五」運動,糾正右派錯假冤案,給私營業業主退回錢財,還有近期所謂的反貪污反腐敗等等。但是唯獨六四,一直是不能涉及的禁區。六四的始作俑者鄧小平不在了,六四帶兵鎮壓的楊白冰也死了。但還是不能碰,不能提。
為什麼? 答案很簡單: 以開槍鎮壓學生運動,這與共產黨自己一直高唱的理念不符,根本沒法向人民交代!誰都找不出一條像樣的理由證明軍隊當晚必須向老百姓和學生開槍!必須要開著坦克駛向人群!中共高層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個錯誤的決定,遲早要受到歷史的鞭苔!
文革可以翻案,可以推說是個人的錯誤,或是一個小集團的錯誤。甚至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餓死了多少人也可以探討,可以公布,那也還可以說是某個人的過失。
但是,六四翻案卻不能!連公開討論都不可能!
因為人們會反思,會質問:一個向和平情願的老百姓和學生開槍的政黨和國民黨有什麼區別?國民黨在大陸統治的時候有沒有這麼在大街上「突,突,突」地槍殺幾百市民?既然國民黨可以被以反人民的獨裁政府的罪名推翻,那麼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到底在哪裡?人們會反思,會質問:中國的軍隊到底應該服從黨,還是應該服從國家?到底是為個人和政黨服務,還是為人民服務?人們會反思,會質問:新聞要不要說真話?是不是只能當上級領導的傳聲筒,說誰是動亂誰就是動亂?人們會反思,會質問:司法要不要獨立?是不是應該建立和落實行之有效的遊行法,保障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是不是應該建立一個由下至上的渠道,可以將民間的各種訴求轉達到決策機關,而不是只有橡皮圖章充當擺設?人們會反思,會質問:任命和罷免國家和執政黨最高領導人的過程是不是應該程序化,透明化,而不是像胡耀邦,趙紫陽那樣任期未到,就被罷職?人們會反思,會質問:今天最高領導的產生過程又是如何的?會不會每次政壇的爭鬥,都要引起軍隊的介入?甚至如六四,以平民和學生的血來交換?人們會反思,會質問:是不是槍杆子裡面出的政權和江山,就應該理所當然地讓槍杆子的二代,三代們來繼承?!
這些問題都是涉及國家體制和中共命運的根本問題。六四的錯誤或罪行,比以往的錯誤或罪行都更大,更嚴重,更觸目驚心。如果不能回答這些問題,沒有誰可以放膽解禁六四。
台灣的二二八慘案,就是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時隔五十九年之後,台灣了實現民主制度,政黨輪替執政的情況下才公開道歉,認錯的。
中國的六四,不需要任何政黨為它平反。它已經深深地埋在千百萬人心中。但它的受害人需要有一個公開悼念的權利;它的真相需要向全社會,全體人民公開;殺人一方需要道歉,認罪!六四,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春風裡,才能還原出它那一幕幕閃耀著青春理想的動人篇章!
自由之靈
2013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