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益中：中共鉗制媒體揭秘

2001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接到一個聲稱來自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的陌生電話，要我撤掉南方都市報將於第二天見報的一篇稿件。作為南方都市報總編輯，我經常接到中共各機關類似的電話。不過這次來電者我不熟悉，而我也想藉機表達不滿，就很不客氣地答覆：「不好意思，我不認識你，不能確定這就是來自部領導的指示;為防止有人冒充宣傳部領導對報紙發號施令，麻煩你傳真書面文件給本報，否則無憑無據難以執行。」

江-澤-民統治的後期，丁-關-根領導的中共宣傳部門對媒體的控制越來越嚴。一個顯著的變化是，宣傳部門不再像以往那樣鄭重其事地下發文件或明傳電報，對媒體發號施令，要求總編輯執行;而主要採取電話口頭傳達或手機簡訊通知的方式，直接指令總編輯或具體負責人。原因在於禁令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書面行文需要層層報批，過於繁瑣，也來不及應付緊急狀況。而電話口頭傳達和手機簡訊通知，手續簡化，效率高、見效快。

及至胡-錦-濤當政，與人權惡化、司法倒退、權貴崛起和腐敗加劇同時發生的，是中共對意識形態的鉗制全面加強，媒體受到的衝擊和傷害最大。新華社通訊員出身的劉-雲-山執掌中宣部，在掩蓋真相和製造謊言方面具備了一定的專業性。當局管制媒體的力度越來越大，範圍越來越廣，手段越來越多，措施也越來越具體和有針對性。每逢發生重大突發事件或召開重要會議，宣傳部的禁令和規定就鋪天蓋地。2003年初薩斯盛行期間，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的禁令有時一天多達30多條，甚至對頭版等重要版面具體上什麼稿件、稿件的排版位置及標題字型大小、圖片的規格大小等等，都做出明確規定。但南方都市報還是不斷想方設法突破封鎖，揭露真想，發出聲音。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兩次在省委常委會上質問下屬：為什麼不用泄密罪起訴南方都市報負責人?

中共當局和張-德-江想法一致並付諸行動的官員，並不少見。2004年9月17日《紐約時報》駐北京辦事處新聞助理趙岩在上海被捕，11月24日湖南《當代商報》記者師濤被湖南長沙國安拘押于山西太原。兩人均被以泄密罪起訴，趙岩被判3年徒刑、師濤被判10年徒刑。而師濤的所謂罪證，就是他向外界傳播了宣傳部門給媒體發布的禁令。

應該是對自身行動的不正義性和制度性犯罪的事實心知肚明，中共的媒體控制在胡錦濤時代開始進入地下秘密狀態。這一時期的顯著變化是，打電話給媒體傳達禁令的宣傳部門官員，通常都會在掛機之前強調：「不得做書面記錄，不得留任何字據，不得透露下達了什麼禁令，不得透露是什麼部門下達的禁令，更不得透露下達禁令領導的姓名。」中共宣傳部的禁令，就這樣在秘而不宣中得以貫徹執行。

由於禁令下達的權柄日益私人化和隱秘化，宣傳禁令也日益成為宣傳部門官員進行權力尋租的一大工具。一方面上級官員為了美化自己的政績和粉飾太平，需要倚重宣傳部門，這就使得宣傳官員有更多的拍馬屁和獲提拔機會，大批投機鑽營、思想僵化、不學無術、為領導命令是從的宣傳口官員得到提拔任用;另一方面，官員、權貴利益集團及大公司在出現醜聞時，首先想到的不再是進行艱難和無效的媒體公關，而是儘快擺平宣傳部門的領導，以便更好地從源頭上封鎖和控制信息(此處省略一個典型案例)。蘇州大學傳媒學者杜志紅，曾經在其微博上說：宣傳部門的禁令，保護的基本都是腐敗分子的利益和違法犯罪的行為;每道禁令背後能收多少保護費?

中共中央宣傳部控制媒體的傳統手段是新聞閱評，定期出版《新聞閱評》報告並抄報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和所有省委書記，對媒體已經播發的新聞和文章作出評估並建議採取相應措施。這是典型的事後追究式的新聞審查制度。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閱評小組成員，由極左的中央級媒體退休負責人組成，他們通過揭發各家媒體不忠於或不利於中共官員的言行來發揮餘熱，從而獲取待遇利益及各種好處。但新聞閱評這種事後追究的制度也有漏洞，它只對絕大多數自覺馴服的媒體負責人有用，對像我這樣極少數不聽話、不怕撤職的總編輯卻並不總是有效。

2000年4月份，南方都市報的一篇專欄文章被劉祖禹主政的《新聞閱評》提出嚴厲批判。在其後不久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時任中宣部長丁關根從公文包里拿出那一期《新聞閱評》，用鉛筆批示「送長春書記閱」，併當即交給鄰座的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幾天之後，時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長鍾陽勝召集時任南方報業集團社長范以錦談話，明令撤銷我的南方都市報總編輯職務並調離南方都市報。范以錦則採取久拖不辦和槍口抬高一寸的南方報業傳統做法，保住了我在南方都市報的職務。

像范以錦那樣保護下屬的案例現在不復存在，或者說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近幾年，中共已經從體制上杜絕了媒體不聽話的各種可能性，徹底剷除了體制內媒體開明派和改革派生存的土壤。可以說，媒體已經徹底喪失了「犯錯誤」的功能，就像被閹割去勢的男人喪失了男性功能一樣。此外，中共各級宣傳部不但直接或間接地牢牢控制了媒體領導的任命權，還在管理層中培植親信、安插眼線，以便及時掌握媒體內部情況和採取相應對策。

2003年5月底的一天上午，鍾陽勝召集南方都市報編委會全體成員到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訓話3個小時，對南方都市報提出謾罵和詛咒式的批評。散會回報社我請編委會成員一起午餐，飯桌上口無遮攔地嘲諷和批駁了鍾陽勝僵化可笑的談話和觀點。飯後在驅車趕往深圳開會的途中，我接到時任中共省委宣傳部新聞處長張東明的電話，他嚴厲質問我：「你剛才不但不貫徹宣傳部領導的談話精神，還大罵領導，你豈有此理!」我手一哆嗦，趕緊把車停到高速路邊。

2005年之後，與分化瓦解、分而治之同時進行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繼新聞閱評制度后推出的審讀員制度，即直接向主要媒體派駐行使刊前審查職責的審讀員。這樣一來，中共管制媒體繼新聞閱評這一後置關口，又增設了審讀員這一前置關口，一前一後形成夾擊，如同有了雙保險。還有一招更有效，那就是直接安排宣傳部官員到主要媒體擔任領導職務。從1996年至今，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已有3任新聞處長被提拔到南方報業集團擔任要職。這一趨勢也在2005年後更為明顯，全國通行，廣東還稍慢半拍。去年底今年初，為防止廣東尤其是南方報業集團媒體在中共十八大前後製造麻煩，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楊健空降南方報業集團任黨委書記，死硬的保守派官員庹震從北京空降中共廣東任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南方報業集團及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的領導班子新一輪洗牌也由此開始。現在南方報業集團核心領導職位，大多被前宣傳部官員佔領。中共當局通過人事任免機制，再次強化了對南方報業集團及其系列報的嚴密掌控。

我參與創辦的新京報，在我被迫辭去總編輯職務之後不久的2005年，即有若干審讀員進入。南方都市報目前也有多名審讀員在把控輿論，他們雖遭編輯記者厭惡，但卻掌握實權，對即將付梓的稿件生殺予奪。審查以秘密方式進行，悄然無聲然而且有力高效。禁令不再留下任何字面證據，而是直接通過電話或簡訊點對點層層傳達，宣傳部官員與媒體領導之間、媒體領導上下級之間都只進行單線聯繫。忠於上級領導、不給上級領導惹麻煩成為下級工作中唯一的法則，問責和行賞也越來越容易，久而久之媒體領導及從業人員也就養成了自我審查習慣。利益是其中最主要的管理工具，告密和出賣是保住飯碗和利益的主要手段。人性幽暗險惡的一面被充分激發和利用。

現在已經形成這樣的局面：卓越的媒體領袖遭到悉數清洗，優秀的新聞工作者被定點摘除，連他們的同情者也被徹底邊緣化，而馴服和聽話的人全面得勢掌權;審查像病毒一樣自我複製且迅速蔓延，執行禁令層層加碼，自我審查比被動審查的標準更為嚴苛;新聞理想被摧毀，價值觀和理念認同不復存在，卑鄙成了唯一的通行證。

胡錦濤當政強化了中共極權，也加劇了中共體制的墮落，中共體制在反普世價值、反人權、反民主自由的道路上狂飆突進，與公平正義勢同水火，與邪惡和不正義形成同構。這就為中國低成本和平轉型埋下巨大隱患，也為民主化之後的轉型正義留下太多難點。只要還是維持胡錦濤統治思維，中共體制就不可能回歸正義，以新聞自由為核心的言論自由就是天方夜譚。鉗制媒體和輿論自由，成為中共體制的關鍵功能所在，也是中共體制性罪惡的源頭。在中共嚴密控制之下，中國大陸媒體已經疲憊不堪、山窮水盡，與新聞獨立和言論自由漸行漸遠，與良知和操守漸行漸遠，也與真相和正義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