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與民族的文化生命」

推薦 復旦大學哲學教授  王德峰的演講「哲學與民族的文化生命」

為什麼我們還都是中國人 「哲學與民族的文化生命」 會給你很大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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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與民族的文化生命
作者：王德峰 　閱讀次數：1272　時間：2007-6-28
 

　　王德峰　復旦大學教授，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現任復旦大學復旦學院副院長，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意義、當代藝術哲學等。學術專著和譯著有《哲學導論》、《時代的精神狀況》、《世界十大思想家》，編選《國性與民德——梁啟超文選》等，學術著作有《哲學導論》（被列為「上海市普通高校『九五』重點教材」）；譯著《時代的精神狀況》；合著《世界十大思想家》；編選《國性與民德——梁啟超文選》等。在各類學術期刊發表論文30餘篇。曾多次榮獲復旦大學英美獎教、MOTOROLA獎教金，上海市育才獎等。

　　　　　　　　　　　　　　　一、哲學是論道之學
　　一部中國近代史告訴我：制度的引進，從西方引進先進位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問題。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把民主共和制度引入了中國。我們沒有見到民主自由的共和國，看到的卻是中國曆朝歷代末期那樣的混亂，軍閥割據，群雄逐鹿。知識分子深入地思考以後，得出這樣的結論：制度再先進，如果執行制度的人是舊人而不是新人的話，先進的制度就不會產生出應有的功效。所以他們有了一個重要發現，叫做改造民心，啟迪民智。他們從制度學派的立場轉移到國民改造中去了，那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胡適先生當時說了這樣一句話：在一個遍地是奴才的國度里，是沒有辦法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共和國來的。魯迅先生說，這是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文化就是奴才侍奉主子的文化，所以中國的出路就是要根本地改變主奴關係。這就是五四運動啟蒙的課題。
　　畢業時我從哲學的角度來思考中國的近代史，認識到一點：我不應當採取制度學派的立場，國民性格的改造是更根本的任務，所以我的立場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立場是一致的。1982年我畢業了，即將離開而未離開大學的當口，我碰到一件事情，從根基上動搖了我的新啟蒙信念。
　　什麼事情呢？就是我要簽戶口了。我到派出所找戶籍警。去了三次沒有簽成功，心裡非常急。這被一個中學同學發現了，他說：「這樣吧，我借幾張煙票給你，你買兩條大前門牌香煙帶過去，事情肯定能解決。」於是我回去認真地思考，我想我該不該把煙送過去？我反覆想，想來想去，生存是第一位，口糧是根本，我肚子都吃不飽，還談什麼獨立人格。於是我硬著頭皮買了兩條大前門香煙，一聲不響地把那兩條煙放在戶籍警的桌上。他一看，臉上鬆動了。前後不過二十分鐘的時間，他就把戶口遷移證明交到我手裡。
　　我捧著這張戶口遷移證明跨出了派出所的大門，在跨出的那一刻，心裡非常難過。我難過不是因為那兩條煙，而是我的信念被動搖了。我以為我一個大學生畢業了，應該懂得這個真理——我要為民族的進步出力，要發動新啟蒙運動，要啟迪民智；但我又做了一次奴才，我還啟發別人？我想，假如我有一條啟蒙的信念，那麼我得先有獨立的人格，但我卻沒有做到獨立的人格，根源在哪裡？我想我的奴性應該不是從娘胎裡帶來的，中國人的奴性應該不是基因造成的。那麼我的奴性來自哪裡呢？突然就想起中國的一句老話——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頭。原來讓我有奴性的不是我的基因，而是逼迫我低頭的那個屋檐，要去掉我的奴性，就要拆掉那個屋檐。拆屋檐是件什麼事情？讓我低頭的就是那個不好的制度，所以拆屋檐就是要改造制度。
　　這樣一想，你們猜我回到哪裡去了？我回到制度學派的立場上去了。這讓我非常痛苦。1982年的那個夏天，我就一直在想這個問題，制度和國民性格究竟誰決定誰？想來想去終於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相互作用」。可我知道認為「相互作用」是沒法解決問題的。
　　我拿起了一本書——黑格爾的《小邏輯》。很巧的是我翻到這樣一頁，大意是：倘若我們看兩個事物之間的相互關係，假如我們對這兩個事物之間的關係的理解是 「相互作用」的話，那麼我們根本就還沒有進入概念，而只是站在概念的門檻上。正文底下有附釋，大意是這樣說的：倘若我們來考察斯巴達人的風俗制度和斯巴達人的性格兩者之間關係的話，我們一方面可以這樣說，斯巴達人有如此的風俗制度是由於他們的性格如此；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說，斯巴達人有如此這般的性格因為他們的風俗制度如此，這就叫相互作用。但是在這種相互作用的理解中，我們既未曾理解斯巴達人的制度，同樣也未曾理解斯巴達人的性格。因為這兩樣東西來自更根本的東西，那叫做斯巴達精神，而精神是要用概念來把握的。
　　我讀到這裡心中恍然大悟。突然也就想起了中國的《周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這個概念不只是杯子之類的器皿，還可以指一個民族的典章制度。那麼「形而上者」就是不可被直接經驗到、被感知到的，那叫道。所以黑格爾啟發了我，使我突然領悟了《周易》這句話中非常重要的思想，也就是說我四年來思考制度和國民性格兩者關係的時候，我思考來思考去，始終停留在器的層面。典章制度是器，國民性格也是器。精神才和道有關。斯巴達的文化精神，就是斯巴達人對道的領會。倘若我們研究中國的問題，研究中國的制度，研究中國人的性格，我們最終要研究到中國人對道的領會。
　　所以我得出一個結論：我四年學哲學根本沒進入過哲學。我是把哲學當作一門科學在學習，因為我在拿哲學的命題來討論器本身。哲學不是論器的學問，哲學是論道的學問。「道可道，非常道。」哲學專門去言說那些不可言說的東西。
　　儘管說不出來道是什麼，但還是堅持說，說了幾千年之久。一個偉大的民族都是論道的，歐洲人從古希臘開始論道，中國人從先秦的時候開始論道，都有幾千年的歷史。因為不可言說，你說的和我說的會不一樣，彼此就爭論起來，那叫百家爭鳴。先秦諸子就在做這樣的事情，古希臘的各種哲學學派也在做這樣的事情。
　　　　　　　 二、中西方論道路徑的差別
　　1.西方的論道路徑
　　為了方便討論，我們姑且不討論古希臘，就講近代的。講一個學說——康德哲學。
　　我現在拿起一塊手錶給大家看，然後說：「這是我王德峰的私有財產，」大家全都能理解。你們理解我這句話的原因或者根據、前提是什麼？是不是因為我走進這個教室的時候，大家分明看見了這塊手錶戴在我左手的手腕上呢？不是這個緣故。我的手腕無法佔有這塊手錶，手錶是一種物，手腕是另一種物，此物無法佔有彼物。
　　那麼那個王德峰是什麼呢？是超感覺的東西，超越感性的，不可被感知的，但是它真實，真實到什麼程度？能夠佔有這塊手錶。這樣的東西用英語叫person。這個person的真正含義叫人格。所以佔有這塊手錶的不是被稱為王德峰的身體的，而是被稱為王德峰的人格的，人格當然超感覺，它不在這個感性世界里。康德哲學怎麼說它呢？用一個詞，叫noumena。Noumena在新英漢詞典中的解釋叫本體，和現象對立。
　　我們在學哲學的時候，一想到現象、本體這些非常抽象的範疇，總覺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它們在說什麼。現在我們知道它們有所指，而所指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指到我們每一個人了。作為你的身體來說，你是phenomena，作為你是私有財產的主體來說，你就是noumena。
　　這樣一種存在哲學上被討論了，就是被論道了。一個重要的結果產生了——倘若你侵犯我王德峰的這塊手錶，就是侵犯我的私有財產，你其實在侵犯什麼？人格。所以西方人有那句話了，叫「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所以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有一個重要的文化精神前提——私有財產和人格直接聯繫在一起。
　　所以康德的哲學討論的是讓社會世界成為可能的基礎，這就是論道。因為這個社會世界的根據如此。我們才應該根據這個根據來建立社會制度，那就是器。西方人相信這個世界可以區分為兩個世界，一個是可以直接感知到的感性世界，還有一個世界是超感覺的，用康德的話叫本體界或智思界。
　　2.中國的論道路徑
　　以孔子作例子。比方說我們來講一個虛構的故事，假如英國某一個漢學家對中國的學問尤其對中國的儒家學說感興趣，那他一定要研究孔子，讀孔子的書，有一本非讀不可——《論語》。
　　假定這個英國的漢學家打開《論語》來看，他讀著讀著，困惑就來了——雖然他發現仁是孔子整個學說的核心概念，但是他後來發現孔子在不同的場合關於什麼是仁說了不同的話。那麼仁究竟是什麼呢？
　　漢學家跟我講，「哲學應當有嚴格的範疇推演，邏輯推理，最後要一個明確的結論，但是我看孔子的《論語》里就沒有什麼概念、判斷、推理、範疇的演繹，這算不算哲學？」我馬上反問他：「為什麼哲學非做出你們那個形態呢？」他說：「那麼我這樣一個人怎麼能理解你們中國的哲學呢？」我說：「就請你念其中的一段，慢慢地體會。」
　　這一段是這樣的，宰予有一天問他的老師孔子：「按照周禮的話，父母親如果去世，我們要服喪三年。三年時間是不是太長了？能不能短一點？」孔子反問道：「假如你父母親去世后，你服喪一年就吃得好，穿得好，你心安還是不安啊？」宰予回答說「我心安」。「今女安，則為之！」宰予剛走，孔子就忍不住說：「予之不仁也！」
　　我們繼續虛構。那個英國漢學家過了一陣子來找我了，他說：「原來孔子在《論語》中雖然在不同的場合關於什麼是仁有不同的說法，但其實有一個共同的主線貫穿其中。原來仁與不仁的區分，標準不在頭腦的思考里，在心安還是不安里。而心安和不安是什麼呢？是生命情感。所以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孔子講的哲學的真理，是從生命情感里講出來的。所以我得出一個結論，蘇格拉底的善肯定是概念，而且最高的概念叫理念；但孔子的仁根本不是理念。是什麼？生命情感。」
　　西方人相信什麼？他們相信凡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只可能在理性當中找到。中國人在做哲學的時候也要尋找普遍真理，所以它叫哲學。但是中國人尋找普遍真理不在理性中找，也根本沒區分感性和理性，而是直接在感性中找，在我們的生命感受中找，從生命情感當中闡發普遍真理。這就是中國哲學的路數。
　　　　　　　　　 三、中國的文化命運
　　論道路徑的不一樣，導致的結果是命運的不同。這個命運直到今天還影響著當下的中國人。論道造成的傳統，也就是文化精神傳統。
　　西方人對中國一個最大的驚訝是什麼？——這樣一個民族很奇怪，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宗教，沒有上帝管束人心，居然有長久的文明，還有和平的秩序時代。在西方人看來，每個人都有自私自利的本質，要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神讓人們敬畏，人們才能管住自己的心。
　　中國沒這樣的神，中國不靠宗教，靠的是哲學，不是管束人心，而是理順人心。中國人的道德不是來自超驗的神給我們警告和啟示，來自同樣是人間的另外一類人樹立的榜樣。「學而優則仕」，誰學聖賢學得比較好誰就可以做官。他的第一個任務不是造福百姓，而是教化百姓。但是我們沒有其他手段來保證我們一定得到賢明的父母官，一方百姓取得賢明的父母官取決於偶然性。這就是中國的文化思想在政治實踐中產生的悲劇結果。
　　儒道互補構成了中國文化精神的根本特徵。儒家學說教人有德性，道家學說教人得自在。這就是儒道兩個思想始終沒被中國人所放棄的原因：假如儒家的政治理想、原則在現實世界中實現不了的話，有一條退路，那是道家思想為我準備好的，就是做隱士。比較典型的就是陶淵明。
　　我們再講儒家本身，孔子之後，出現了兩條發展道路，一條是孟子所打開的道路，一條是荀子所打開的道路。關於人的本性，孟子主張「人性本善」，而荀子主張「人性本惡」。
　　孟子講的「人性」和荀子講的「人性」其實不在一個層面上，荀子講的「人性」在生物學層面上，而孟子講的「人性」其實是超生物的。孟子意義上的那個心看上去非常玄妙，你無法對它進行科學的研究。那樣的心是由哲學來研究的。假若一個民族從來不去研究這樣的一個心，那這個民族就沒有哲學。
　　荀子認為道德來自後天的約定，讓利益爭鬥在一定的規則範圍內進行，這個規則叫禮，在倫理規則里再建立政治制度。荀子的思想影響極大，它造成了一種人格，就是鄉願。孔子《論語》中就概括了這種人格類型，說「鄉願乃德之賊也」。鄉願就是那種表面上極其遵守道德規範，但他拿道德作手段，更巧妙地謀取自己的利益。荀學的實踐會導致虛假的道德，這也是孔子的文化理想不能實現的一個原因。
　　後來來了一次外來民族的智慧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於是產生了佛學。佛家講世界的本原是八識，前六識眼、耳、鼻、舌、身、意，中國人統統能夠翻譯。到第七識卻無法翻譯。那第七識到底是什麼意思呢？簡單地講，你一生在這個世界中生活，意識的狀態如同河流一樣在不斷地流動，我們姑且稱其意識流。意識狀態生生滅滅，但總還有一根紅線貫穿其中，這根紅線就是自我，用西方哲學的語言來解釋，叫自我意識。這恰好等於孟子最初講到的心。它比孟子的理論更透徹，它還說明了這個心是來自哪裡的，它的根據是第八識。
　　那第八識是什麼呢？就是讓小我儘可能有一個大我。大我的存在方式就是語言。語言是是一個民族最初的人民共同領會到的，或者是對存在的那份領會。對於整個人來說，人一離開語言就不可能談心。
　　這個討論說明了來自印度佛學的智慧極大地啟發了中國人，中國人終於知道要走這樣一條路來研究心和天理的關係、小我之心和大我的關係，這就為中國的第二次學術高峰準備好了道路。在宋明儒學階段，中國人開始做一件事，就是拯救自己衰落的文化生命。簡要言之，天理和人性的關係是宋明儒學爭論的核心問題。
　　宋明儒學有兩大派，一個是程朱理學，思想要義是先要確認普遍真理，然後要人心去服從它，「存天理，滅人慾」。馬上有一派來反對它，那就是陸王心學。它的中心意思是天理不在我心之外，「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
　　這兩種原則對立的意義是非常關鍵的。一個民族要從它古代的原則轉變到近代的原則，這個轉變的關鍵在於我們的道德。出自外部權威而有道德叫他律，出自內心的自覺而有道德叫自律。一個民族如果從他律轉變到自律，那就是從古代到近代原則的轉變，意味著我們終於成為獨立的人格、道德自覺的主體。假如王陽明心學理想實現的話，那主奴關係的文化就在根本上被打破了。很可惜，明朝、清朝的時候取消了宰相。宰相是中國知識分子實現人文關懷的途徑，雖然它只是一個職位，宰相的取消代表了軍人政治的出現。軍事統治以清朝為盛，所以我們才把今天中國的狀況追溯到宋明時候，追溯到王陽明心學的流產。
　　中國哲學講真理是從生命情感里來的，而西方人講真理是從頭腦的理性里來的，哪一種真理更根本？心裡的真理才是最根本的。西方哲學的書給我們最大的作用是訓練頭腦，獲得一種非常周密的理性思維的能力。而讀中國哲學的典籍能夠滋養心靈。西方文明最根本的矛盾是理性能夠充分展開，但是心卻沒有人來照料，所以西方的理性主義的哲學傳統發展到今天，西方文明在根基上陷入虛無主義。中國的思想只要能夠繼續地傳承和發揚光大，能夠返本開心，我們是在心靈里，而不是在抽象的思維里，所以我們這個文明是不可能陷入虛無主義的。
　　中國文學史上有一派叫性靈派。中國哲學的最高境界是性靈。性靈是偉大的直覺，是偉大的想象力，還有感悟。我們發揮性靈的力量，才創作出了好的藝術作品。千萬別把理性的力量看成高於性靈，它比性靈低。性靈是在有限中感知無限，表達無限。這種力量我們要小心地滋養它，首先要守護它，我們在童年的時候就有這種能力。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有真正的創造，也有可能面對生活的問題。
　　中國的文化精神是從中國文化的哲學寶庫里逐漸形成的，所以我們不要在這個偉大的寶庫邊上漫不經心地走過。經典著作上覆蓋了很多灰塵，讀者們漫不經心地從邊上走過，奔向有金融學教程、計算機教程等的書架，我覺得很可惜。我們要把這些灰塵輕輕地抹去，找任何一本，只要讀懂其中的三分之一，恐怕都會受用終生了。哲學與一個民族的文化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也就跟作為民族成員的我們安身立命的根本聯繫在一起。這就是我今天講座的真正主題。
　　（根據錄音整理，刊發時有刪節，未經本人審閱。整理：梁如潔　戚瑩瑩　王勇龍魏幼娜　朱敏 攝影：梁如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