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知青大返城中的悲劇

在上山下鄉一片紅的年代，不少知青以各種方式謀求生存，主觀或客觀地攀比「條件」，自願或不自願地「相親」結婚。新浪網上有篇文章《芸芸眾生（七）最後的知青》，作者若水以極其平淡的筆調，描寫了留守山村的最後的知青之一 ------ 婉兒。

知青「婉兒和卞欣戀愛了。戀愛中的人往往會共同憧憬美好的未來。……1973年，卞欣被推薦上了大學。……他畢業后，國家是包分配的，而婉兒還在農村，他們是不可能結婚的。……這一打擊對婉兒來說是致命的。」

命運似乎在捉弄婉兒。失戀，患病……在婉兒人生最絕望的時候，村民關槐向她伸出了援手，「……在這幾乎與世隔絕的深山裡，在清冷和寂寥的包圍之中，婉兒感覺到了親情。……婉兒對返城不抱什麼希望了。她答應了關槐。婉兒的爸爸媽媽知道這個消息急壞了，他倆風風火火地趕到了這個小山村。他倆趕到這個小山村的時候，婉兒已經和關槐領了結婚證。……婉兒的爸爸媽媽一看閨女這樣，五內俱焚，……婉兒的媽媽痛哭著，婉兒的爸爸攙扶著婉兒的媽媽，……在婉兒的爸爸媽媽離開這個小山村的第三天，關槐和婉兒舉辦了婚禮。……婉兒和關槐結婚才一年多，到了1978年底，1979年，知青大返城的浪潮就席捲了全國。」

無情的戶籍制度，就像一道天然屏障，管理並決定了共和國的城鄉百姓不合適也少有通婚的可能。這是當時社會的庸風陋俗。在《婚姻法》規定結婚自由的前提下，上了大學的卞欣，思維冷情理性擇偶並無可非議；留在山村的婉兒，選擇親情感性結婚更不可非議。然而，在那個轟轟烈烈的時代，卻有不多不少直接操縱升學或上調工作大權的「現管」官員，他/她有能耐讓當事人屈服於權錢淫威之下，迫使你簽署紅色的結婚證。我意圖提出的議論是，在某些合法「結婚證」掩蓋下的是，錢權優勢者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性」壓迫，甚至是強-奸的原罪。

知青女M所在插隊組的兩名女同學，先後通過招工、招生離開了廣闊天地。女M的母親擔心孤單的孩子遭人欺凌，就拜託親戚幫忙將孩子轉調到親戚居處附近的鄉村，祈求安全的廣闊天地。誰知「出了狼窩入了虎口」。大隊幹部男N以「擔任耕讀教師」為利誘，迫使女M就範他的所謂「愛慕」。性壓迫的封建，求生存的現實，令女M的選擇處於尷尬的兩難境地：「不是也是」「是也不是」。

小小芝麻官們的通常做法是，說教，威逼，脅從，跨越違背當事人意志的性行為的罪惡時空，由非法的強-奸轉變為合法的婚姻。假如你不服從長官意志，那麼今後就甭想從我的手心裡過。這決不是危言聳聽，女M就是眾多身心受傷害的下鄉知青之一。

三十多年前，女M的母親奮不顧身衝到鄉下，機智勇敢地把受傷害的孩子帶回了家。然而，僥倖逃出了錢權優勢者魔掌的母女倆，卻逃不過很不完善的戶籍制度和婚姻法規的桎梏。隨後的好幾年間，女M走投無路，戶口糧油一無所有，工作前程茫然無著。女M的母親苦於告狀無門，投訴杳無音訊，不得不無數次地走訪 「上山下鄉辦公室」 請求援助，最終積憂成疾抱憾歸天。

「無妻不成家」。沒有了母親的孩子們，從此便失去了家庭的溫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