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叫爸爸叫爹爹, 爺爺叫老爹。 我老爹出生於辛亥革命那年, 如果還活著, 那就100歲了。 十一年前的元旦, 我在法拉盛家中洗碗, 突然把刀扎進了自己的手中, 爸爸媽媽忙著包紮, 電話鈴響, 小姑姑來電話, 老爹去了。 老爹走時我是那麼的心神不定, 我想我和老爹還是連著心的。
老爹是個很膽小慎微的人, 從我記事起, 他就沒有工作, 不管什麼風吹草動, 他就要被批被管制, 常常在里弄乾部的監督下拿著掃帚掃地。 那時住在工人新村, 地富反壞不多, 老爹是一個。 老爹喜歡戴帽子, 一年四季都戴, 那時候戴帽子和四類分子(地富反壞)是一樣的意思, 老爹常會說, 「我是戴帽子的。」 小時候我以為戴帽子的就是壞分子的意思, 老爹戴帽子就是主動接受人民的檢查。
老爹在家裡也是不太敢大聲的人, 奶奶再怎麼大聲, 他大都以笑作答, 偶爾幽默幾句, 現在想想在那種環境下他能做到那樣, 真是一個十分幽默和豁達的人。 偶爾也見他發過幾次倔脾氣, 都沒有太充足的理由, 也許只是被壓到退無可退了, 反擊一下。
我和老爹的關係很特別, 我好象總是喜歡和他搗蛋, 他卻怎麼也不會生氣。 老爹生了8個孩子, 可他最疼的卻是他弟弟的孩子, 我的堂姑姑。 堂姑姑比我大一個月, 因為是個女孩, 她母親遺棄了她, 是老爹把她帶大。 我和堂姑一起在老爹家裡長大, 堂姑是老爹的寶貝, 而我就成了陪伴她長大的野草, 於是我想盡辦法作弄堂姑, 惹惱老爹, 可是我真不記得老爹生過我的氣。
小時候我有哮喘, 白露過後一周要發作幾次, 每次都要送去醫院急救。 一個個寒冷的冬夜,都是老爹騎著自行車把我送去醫院, 醫院的護士醫生都認識了我們這對爺孫, 常常是半夜去清晨回, 老爹從不抱怨。
當時除了堂姑和我, 家裡同齡的還有堂妹和表妹, 老爹常常帶我們去附近的公園, 常去的有和平公園, 虹口公園和海倫公園, 一離開那個壓抑的工人新村, 老爹往往會更幽默和開心。 各種故事和俏皮話脫口而出。
我對老爹做的最離譜的一件事就是: 一次他帶我去阿姨上班的揚子木材廠, 半路上我和老爹生氣, 就跑了, 那時我十歲不到, 跑到揚子木材廠后, 看門的人告訴我阿姨已經下班了, 我正猶豫, 有個叔叔過來, 說他是阿姨的好朋友, 可以帶我去阿姨家, 我就跟著叔叔去了。 還好那個叔叔真是阿姨的朋友, 到了阿姨家后, 說了許多我小時候事情才離開。 阿姨幫我洗乾淨, 弄了很多好吃的之後, 聽了我把老爹扔掉了的故事。 阿姨說要送我回去, 老爹會擔心的, 正在這時, 聽到了老爹的聲音, 他不知道阿姨的地址, 只知道大致方位, 竟然花了幾個小時打聽, 找到的阿姨家。 現在想想我也太淘氣了。
老爹喜歡學外語, 常常講洋涇浜的英語。 日語他喜歡, 可他不敢說(等一下會說原因)。 他有個老的無線電收音機, 還有個小半導體收音機, 很少看他聽新聞, 他聽的最多的是外語學習節目。 我印象最深的是和老爹一起學法語, 學了26個字母, 天天練, 接下去教的一句就是偉大的, 光榮的, 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老爹不說, 但幫我糾正。 我們還一起唱字母歌, 老爹總是唱得很陶醉。 那26個字母發音我總是不太確定, 等唱到結束時變成了中文歌時我就唱得很響亮, 而老爹就變成聽我唱了, 至今還記得那句「為中國人民學習, 為世界人民學習, 為解放全人類, 學習外國語。」
老爹帶到我十歲, 我就去了外婆家, 在外婆家受到了千恩萬寵那是后話。 前些天去Woodbury血拚, 路上堵車, 二姑媽告訴了我一些我不知道的老爹的往事, 寫在這裡也算是紀念了。 老爹年輕時在日本人的紗廠做科長, 我想他那麼善良的人一定沒有做過什麼殘害小珍子的事。 抗戰勝利后, 老爹被貶為科員, 不久聽說要裁員, 老爹首當其衝。 為了家裡那麼多的孩子, 總得有個工作, 於是找了個朋友幫忙, 那朋友拿出一張中統的表格讓老爹填。 老爹填完后算是中統, 保住了工作。 哪裡想到, 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就把這日本鬼子和中統特務的帽子讓他莫名其妙地戴了一輩子, 一輩子受管制, 掃大街。
老爹的晚年還是有福的, 記得是八十年代了, 里弄乾部有天又在外面吆五喝六地叫老爹掃大街, 那時他已經七十了。 幾個姑姑沖了出去, 對里弄乾部說,「四人幫都粉碎幾年了, 你還那麼狠幹嘛?! 我爹爹脫帽了, 懂嗎, 以後你自己掃大街去吧。」 那以後再也沒人來訓斥老爹了, 老爹還是春夏秋冬都戴著他各式各樣的帽子, 拄著他的斯滴克(老爹永遠把他的拐杖叫Stick), 到處走來走去。
有一年冬天, 他來NY看爸爸, 爸爸說帶他在Manhattan走, 真是冷, 他一點也不覺得冷和累, 非常高興, 非常滿足。 老爹的最後幾年得了老年痴呆症, 但是小姑姑和小姑父一直細心照顧他, 我最後一次去看他, 他沒有理我, 但小姑姑說我走了之後, 他對著我坐過的椅子看了整整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