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逛逛達拉斯,便租了一輛小巧的皮卡車,但這是我對當地風情的全部理解。得克薩斯州有燒烤,加州有墨西哥卷餅,但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美國城市景觀的千篇一律令人乏味,也許這麼多加州人願意搬到得克薩斯州的原因之一是,實際上,在星巴克的得來速隊伍或者在Target的巨大停車場,這兩個地方的日常生活相似之處要多過差異之處。
我在達拉斯郊區的嚮導是瑪麗·貝利,一名房地產經紀人。她打理著一個名為「從加州搬到得克薩斯州!」的Facebook小組,旨在幫助幻想破滅的加州人找到通往應許之地的路。貝利本人是加州人。她和她的家人於2017年從洛杉磯國際機場旁邊的海濱城市埃爾塞貢多搬到了達拉斯以北的普羅斯珀——一個新住宅開發區林立的內陸綠洲。在埃爾塞貢多,房屋標價中位數為130萬美元;普羅斯珀不及其一半。
在普羅斯珀,這些房屋富麗堂皇,其中許多是龐大的新開發項目的一部分,這些開發項目包含許多加州聞所未聞的便利設施。「這就像住在鄉村俱樂部,」貝利告訴我,這聽起來有點誇張,直到她向我展示了一個開放項目中佔地約2公頃的潟湖和白色沙灘,她和丈夫在這裡買了房子。他們這座房子面積約465平方米。在賣掉了在奧蘭治縣的一座面積約139平方米的房子后,他們以差不多相同的價格購買了這裡的房子。
貝利的做法直擊加利福尼亞–得克薩斯大遷徙的核心:住房。當她開車帶我在達拉斯郊區轉轉時,貝利會指出一個又一個漂亮的房子,現在這些房子都住著加州人。我一直在談論在加州和得州之間做選擇,但貝利提出,對於許多搬到這裡的人來說,這真的不是選哪個的問題——他們在經濟上實在難以搞定在加州的生活,但在得州就可以。
在得克薩斯州的賞金獵人墮胎法生效兩周后,以及在州長格雷格·阿博特簽署一項嚴格限制投票權的法案一周后,我訪問了達拉斯。儘管得克薩斯州的房地產可能很有吸引力,但我開始對整個想法感到後悔:Twitter上,人們一直在呼籲抵製得克薩斯州,而我——一名左派《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正準備稱讚這個州的宜居性,這樣的做法似乎是在踉蹌地走向邊緣右翼。
我猜想,政治並非大多數人做出搬家決定的主要因素,但在就加州和得州進行比較的所有討論中,政治從來都是一個跑不掉的話題。在新聞媒體上,兩個州在政治上的分歧,通常的說法都是不可逾越的鴻溝。的確,在某些問題上,幾乎沒有多少妥協的餘地。
如果你在我們的測試中選擇跨性別權利或生育權利作為重要考量因素,那麼得州的得分會直線下降。我家裡沒有人是跨性別人士,也不太可能需要馬上墮胎,但我能生活在一個存在我完全無法同意的限制性規定的州嗎?我能住在一個州長試圖禁止民眾戴口罩的州嗎?
然而,對許多人來說,政治考量可能更複雜。首先,人口的快速增長正在迅速改變得州的政治。隨著人們的湧入,該州變得更具多樣性,人口更加年輕,立場較過去更為偏向自由派。共和黨人可能急於限制投票許可權的一個原因是擔心失去優勢。很多人愛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別讓我的得州變成另一個加州!」
還有一個細微差別,那就是真正住在一個地方和從遠處觀察它的政治,是不同的。在選舉地圖上,得州看起來對任何左派都不友好。但在2020年,它最大的城市和郊區基本上都投給了民主黨,實際上,他們對左派的歡迎程度可能並不亞於一些立場最自由的東西岸大都會。
我住的酒店位於達拉斯市中心,附近有幾家同性戀酒吧;性用品商店,裡面出售跨性別男性經常使用的行頭;冰沙店;還有賣各種CBD藥物的地方。在許多人家的前院,可以看見「黑人的命也是命」標語。並不是每個人都戴著口罩,但戴的人還是不少——比我預期的要多,當然足夠讓我不會因為自己戴上口罩而覺得不自在。
萊斯大學金德城市研究所所長比爾·富爾頓曾是一名加州人,他告訴我,對於搬到得州的加州人來說,更突出的不是敏感的政治問題,而是政府服務不佳。得州的福利支出遠遠低於加州,而且也沒有擴大奧巴馬醫改下的醫療補助計劃。富爾頓說:「加州人習慣了高水平的公共服務,而得州要差不少。」
糟糕的公共服務和政治上的保守,對我來說是非常困擾的事情,但我明白,對很多人來說,低稅收和更大的生活空間足以抵消得州在其他方面的明顯不足。
當我在達拉斯看房時,我知道我不會很快搬到得州——但主要原因還是因為我現在的生活沒有必須搬家的理由。如果我再年輕10歲,如果我的孩子還沒有找好學校,我的妻子沒有被加州的工作束縛住,我的想法恐怕會不一樣。
得州現在給人的感覺,有點像我在上世紀80年代末搬到加州時候的情形——一個繁榮、充滿活力的地方,不用費大力氣就能過上美好的生活。對很多人來說,這已經足矣。